人呢？据汪辉祖说，最多的是贼盗嫌疑人，还有与命案有牵连的人。与民事诉讼有关的人也常被关押。

    张集馨曾经出任四川臬司（主管刑狱的副省长），他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记载中描绘了四川班房的规模和状况：“卡房最为残酷。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及十余人不等。甚至将户婚、田土、钱债、佃故被证人等亦拘禁其中，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前此通省庾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

    全省每年在灰牢里关死一二千人，这意味着什么？当时，四川省每年明正典刑的处决人数不过一二百，“灰色处决”比合法处决多十倍。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量化的判断，明白煌煌国法与灰色规矩孰强孰弱。

    如此悬殊的比例可信吗？张集馨会不会夸大了“灰色处决”的数字？我看到的一则材料表明，张集馨很可能缩小而不是夸大了这个数字。道光初年，四川省丰都县监生陈乐山因卷入一场诉讼案件，在巴县（属重庆）羁押七个月，在华阳县（属成都）羁押两个月，亲眼看见数十人庾毙。他在给皇帝的上疏中推算，四川全省每年庾死六七千人。

    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去，班房在实际的社会控制中越来越有影响，终于在百姓口中成为监狱的代称，原初意义反而消失了。

    七、灰牢利害考

    灰牢对什么人有利？对什么人有害？这些利害又是如何分配的？

    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从灰牢制度中获利最多的似乎是衙役。按照汪辉祖在《学治说赘》中的说法，衙役们很善于利用在押人犯牟取利益。盗贼嫌疑人，可以纵使夜出盗窃，得赃分肥。民事诉讼的牵涉人，可以用来作弊诈骗，索取利益。命案牵涉人，可以押在污秽不堪的处所，冬天冻他，夏天热他，平时饿他，以此向他敲诈勒索。

    以上三种办法只是一部分。我知道的办法还包括：1、迫使在押人扳指无辜，然后敲诈无辜；2、向所有住班房的人索取高价饭食钱；3、调戏奸污在押女人；4、私下收钱放人；5、以关班房为威胁手段敲诈平民。

    如此说来，班房可算是衙役的利薮，他们自然是班房拥护者。但是衙役地位低下，官员们犯不上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冒险违规。那么，对衙役的上级领导来说，班房的利弊得失又如何权衡呢？

    张集馨看到了每年瘐毙一二千人的大弊病。1848年，他在四川臬司任上，严令拆毁全部卡房：“已往不究，以后如再有私设卡房者，定即严参。”

    张集馨在四川只管了一年多刑狱，拆毁卡房的命令贯彻得如何，出现过什么问题，他没有留下后续记载。话又说回来，他何必太执着呢？每年瘐毙一二千人，受到伤害的首先是被关押者及其家庭，然后是因此遭人怨恨的朝廷，而两者的利益都不同于他的个人利益。张集馨下令拆毁全部卡房，说明他是一个还把朝廷和百姓的利益当回事的好官，为了做一个好官，他愿意发一道公文。其实，身居副省长的高位，发一道公文很容易，毕竟取消班房的代价并不由他张集馨承担。

    汪辉祖笔下也有禁革班房的记载。他说，数年前禁革班房，但那些临时关押的实际需要仍然存在，于是官员们便让衙役将人关押于“私家”，结果更难稽查，弊病更多，还不如关押于“公所”。

    汪辉祖一直在师爷和知县的位置上转，他亲自查点班房，随时审结随时放人，以防衙役作弊。汪辉祖比张集馨更了解实际情况。他知道，禁革班房的代价是由被关押的人承担的，他们将因此更容易遭到衙役的敲诈勒索。本来关押三五天的，很可能被悄悄关押上几个月——在自己家里，衙役们更加不受监督了，为什么不乘机多挤榨一点油水呢？这真是一个惊人的观点。原来班房并不是坏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