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无赖算什么呢？如果查牌差役是正役，无赖就是白役。如果查牌已经属于白役，无赖就是二级白役，就好像小牢子下边的野牢子。无赖熟悉当地情况，可以增加查牌收入并分担查牌的辛苦，接纳他们想必是合算的。由于这些人有权合法伤害他人，百姓不敢对抗，他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昨闻街坊某酒店，查牌直入，收取其壶，撞击酒家翁，口称：‘台尊示禁（州县领导宣布禁令），天旱粮贵，不得煮酒熬糖。’掉臂径去。今日下寺业酒之户咸来舍下，问讯煮酒究犯何法，我辈资本所关，讵能歇业？且闻查牌在乡已诈某家钱若干矣。”

    这是合法伤害权的更加主动和放肆的应用。合法伤害权，确切些应该叫“低风险伤害能力”，以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后援，行使者个人承担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造成伤害的能力却很巨大。差役们找上门去，口称奉领导之命，以禁止营业相要挟，勒索钱财。平民百姓信息不通，很难估量告状的成本和成功率，因此，在停业、告状和贿赂之间，三害相权取其轻，行贿是很正常的。合法伤害权的价值就是由避免伤害的费用确定的。当然，假如有办法降低告状的成本，比如找到请乡绅李榕给州县领导写信告状之类的便宜途径，那么，贿赂的数 目就会被这种便宜所限制并压低。在“三害相权取其轻”的格局中，次轻之“害”封住了合法伤害权价值的上限。

    李榕最后说：“切恳台尊根查，此种差票，立与销除，并选派干役将查牌追摄回州，有无白役混充。转恐若辈一类同弊：承票之始便有规费，销票之日更有酬谢，被人讦告则以白役混充远扬无迹为词，如营勇（正规军）骚扰百姓，转以游勇掩饰。使此害竟成痼疾，有累盛德多矣。”

    通过李榕的呼吁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差票”就是合法伤害权的凭证。差票也确实是有价格的，可以买卖的。在有差票的情况下，白役与正役的区分便不再重要，但是正役仍可以利用白役降低违法敲诈的风险：万一被告发，他们可以推说这是白役干的，而白役已经畏罪潜逃。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像李榕那样当过省级高官的乡绅肯出面告状，他们照样缺乏可靠的制约机制，只能指望县太爷的良心和荣誉感。假如他的荣誉感不强，差票的价值应该有望提高。

    李榕在此透露了“差票”交易的过程：承票时有一次付费，那叫“规费”。销票时还有一次付费，名曰“酬谢”。

    差票的发放程序常规是这样的：先由书吏草拟一稿，写上原告、被告姓名，被传人姓名，案由，执行衙役姓名、人数，发票日期、有效日期等，官员过目后由刑房书吏填写，再由县典史或州吏目签发，最后由州县官拿朱笔在被传人的名字上点一下确认。民谚说：“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指的就是这一点。执行衙役拿到票后，转让就可以进行了。在这种交易中，买卖的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出售者很像出租土地的二地主或三地主，他们靠票（合法伤害权）的占有权挣钱；而购买者则相当于佃户，他们靠合法伤害权的使用权挣钱。假如正役的“土地”多，忙不过来，或者比较富裕，懒得跑腿搜刮，他们就可以租给白役去耕种收割。

    现在我们大体知道当白役的成本和收益了。买差票的钱是直接成本，敲诈勒索的钱财和酒食是直接收益。

    我说“直接成本”，意思是还有别的成本，至少还有机会成本。为什么乡镇无赖热心参与此事？因为他们反正没有正经事，机会成本很低。那么，农闲时节广大贫下中农的机会成本接近零，他们会热心参与吗？以收入而论，贫下中农难得吃一顿酒肉，挣钱也不如白役多，但是老实巴交的人不善敲诈勒索，良心太敏感的人不忍敲诈勒索，孤陋寡闻的人缺乏争购差票的机会，这些精神、心理和信息方面的成本也限制了众人的进入。比较起来，流氓无产者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