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明显，他们是白役的后备军。

    假如我想进一步，直接当二地主或三地主，成为直接从官吏手里接票的正役，或者更进一步当个地主，当个填票写票签票的官吏，那价钱就高多了。这笔钱叫“顶首钱”或“顶头银”。

    明朝书吏的顶头银一般要三四十两，多者百余两。京师衙门书吏的价格更高，要数百两。数额最大的是两淮盐政，据明末陈仁锡《无梦园初集·九边盐法》称，盐院书吏一名，顶首银一万两。盐道书办八千两。广盈科顶首银二千两。其他房科，最少亦四五百两 。以粮食价格折算，一百两银子大概相当于人民币三万左右。如今一个财政所（户房书吏）的名额大体也是这个价钱 。

    明末清初一亩粮田不过卖三五两银子，上述许多“缺”的价格已经够买块土地安身立命了。在古人的心目中，“缺”的交易与土地交易并无本质不同。“缺”有肥瘦正如田有肥瘦。缺有“缺主”正如地有“地主”。缺有“缺底”，正如农田也分“田底”（所有权）和“田面”（佃户使用权）。地可以出租，“缺”也可以出租。细细想来，古人的想法大有道理。土地所有权是稀有资源，合法伤害权也是稀有资源，而且是确保其他资源如何分配的基础性资源，堪称第一资源。

    所谓“钻营滥充”，就是争夺这种稀缺资源的占有权或使用权。反过来说，低成本的伤害能力，合法伤害权之类的东西，就好比是一个利薮，一块培养基，一个生态位，白员就是这个生态位的必然产物。尽管这是一个以害人为生的大物种，我们却不好痛骂人家。资本和劳动力总要无孔不入地流向收益比较高的领域，不消除这块培养基，单骂跑来繁殖的细菌觉悟不高，还要挡人家的财路，就有点不大讲理。

    五、官吏的利害计算

    纯粹从官僚个人的眼前利益考虑，削减白员有害，增添白员有利。

    （明）正德十六年（1521），正德皇上驾崩，嘉靖皇帝即位。当时的文官首领杨廷和替皇上起草了登极诏书，痛裁白员14.87万人，减漕粮153.2万石。这些白员不在锦衣卫就在内监，而且来头不小。有的人原来是宦官、有的是皇上认的干儿子，有的是皇上直接下令升迁的“传升”或“乞升”。可以想像，为了谋求这些美差，那十四万人花费了多少财产和心血。诏书公布后，中外称颂，都说新天子是圣人。

    在这场运动中，新皇上捞到了圣人的声誉，老百姓减轻了153万石漕粮的负担，杨廷和却遇到了生命危险。

    《明史》说，裁员之后，“失职之徒”对杨廷和恨之入骨，杨廷和上朝时，有人藏着白刃在轿旁窥伺机会。皇上听说后，诏派百名禁卒护卫杨廷和出入。

    据《万历野获篇·大臣用禁卒》记载，明朝只有马文升和杨廷和二位用过禁军。马文升是弘治初年的兵部尚书（近似国防部长），他痛恨军官冒滥，斥去军营将校三十余人。结果怨家引弓射入他的家门，又搜罗了他的过失，飞书射入皇宫。于是皇帝赐给马文升锦衣卫士十二人。由此看来，裁员不仅有丧命危险，还有掉乌纱帽的危险。怨恨者搜罗裁员者的过失，写匿名信告状，这是常见的官场手段，而在官场混过十几年的人，有几个干净得可以经住这种挑剔？这挑剔相当于一道限制裁员资格的高门槛，偌大的官僚集团未必能挑出几个够资格的人。

    过去大臣裁员难，如今小官裁员也同样难。

    199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讲了一个镇党委书记清退临时工失败的故事，大标题是《惩治腐败裁减官员实施新政 董阳变法遭遇强敌惨败河口》。董阳43岁，调至湖北省黄石市河口镇当书记11个月，清退了48名临时工。这关系到临时工的饭碗，也关系到把临时工塞进来的人物的脸面。结果本镇干部18人联名上书，要求将他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