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一章我们就会知道——就趋于增大死亡率，但这一点已为节欲、医学知识、卫生和一般清洁的进步所抵消了。向外移民增多了，结婚的年龄略为提高，而且在全部人口中已婚的人所占的比例也略有下降；但是，另一方面，生育对结婚的比率却提高了；①结果人口差不多是稳步地日见增长。①以下就让我们稍稍详细地研究新近变化的过程。

    ①但是，这种提高照数字所表明的，一部分是由于人口出生登记的改进。（见法尔所著的《生死统计》第97页）。

    ①下表说明自十人世纪之初以来英国和威尔士的人口增长。1801年之前的数字，是从出生和死亡登记簿以及人头税和炉税的报告中计算出来的；1801年以后的数字，是从人口调查报告中计算出来的。从表中可以看出，1760年以后的二十年中人口数的增加，与1760年以前六十年中所增加的几乎一样多。拿破仑战争与高昂的谷物价格的压力，表现在1790与1801年之间人口的缓慢增长：一视同仁的救贫补助的结果，尽管那压力更大，表现在其后十年之中人口的迅速增加。而自1811至1821年的十年间，当那压力已经消除时，人口增长就更大了。第三栏表明每十年之初的人口，比前十年人口增加的百分比。

    由于在近年中向国外移民有很大的增长，修正表中最后三十年的数字，以表明“自然增加”，即人口出生超过死亡之数，是重要的。1871至1881的十年中，和1881至1891的十年中，从联合王国向国外移民的净人数，各为一百四十八万人和一百七十四万七千人。

    第七节 续前。

    在十九世纪之初，当工资低小麦贵的时候，工人阶级花于面包的费用通常占到他们收入的一半以上；因此，小麦价格的上涨大大减少了他们之中的结婚数，这就是说，大大减少了在教堂中举行结婚预告的次数。但是，小麦价格的上涨却提高了富裕阶级中许多人的收入，所以往往增加了正式结婚的次数。①然而，这些人不过是全部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净的结果却是降低了结婚率。②但是，时过境迁，麦价跌了，而工资涨了，到了现在，工人阶级花于面包的费用平均还不到他们收入的四分之一；因此，商业繁荣的变动必然对结婚率发生压倒一切的影响。③

    ①参看法尔任户籍局长时所提出的1854年第十七次年度报告，或是他所著的《生死统计》中（第72—75页）这个报告的摘要。

    ②例如，小麦的价格以先令来表示，英国和威尔士的结婚数以千来表示，1801年小麦是一一九，结婚数是六七；1803年小麦是五九，结婚数是九四；1805年两数是九○与八○：1807年是七五与八四；1812年是一二六与八二；1815年是六六与一○○；1817年是九七与八八；1822年是四五与九九。

    ③自1820年以来，小麦的平均价格很少超过六十先令，而且从未超过七十五先令；接连的商业膨胀，在1826、1836—1839、1848、1856、1866和1873各年达于顶点而后下降，对于结婚率所发生的影响，与谷物价格变化的影响大约相同。当这两个原因一同发生作用时，其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如在1829年与1834年之间，由于小麦价格的逐步下跌，繁荣恢复，结婚数就从十万四千增加到十二万一千。1842年至1845年之间，当小麦价格比前几年稍低，全国的商业复兴时，结婚率再度迅速提高；而在1847年与1853年之间，以及1862年与1866年之间，在类似的情况下结婚率又有提高。

    罗森爵士在1885年12月份《统计杂志》中，对1749年至1883年瑞典的结婚率与农业收获作了一个比较。农业收获的丰歉，等到一年的结婚总数的一部分决定之后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