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周维特所指出的，柏拉图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见他所著《法律》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7篇第16章）。以前认为：希腊的人口是从纪元前七世纪减少的，罗马的人口是从纪元前三世纪减少的，这种意见近来已经成为问题了。参看《社会科学大辞典》中麦耶所著的《古代人口》一文。

    ①见罗雪尔所著《政治经济学》第254节。

    ②他辩论说，荷兰如与法国相比则似乎更为富裕，因为荷兰人所获得的许多利益，是住在贫瘠的土地、因而是较为分散的人们所不能得到的。“肥沃的土地比产生同样地租的劣等土地更好。”见他所著《政治数学论》第1章。

    ③见蔡尔德所著《贸易论》第10章。海里士在他著的《货币论》中也有类似的议论，并且建议“对有孩子的人给予某些特权，以鼓励在下层阶级中的婚姻，”等等。

    ①皮特说：“在有许多孩子的情况下，让我们使救济成为权利和荣誉的问题，而不是耻辱和藐视的理由。这将使大家庭成为幸福，而不是祸患，而且在能以劳动来自己维持生活的人，与以几个孩子报效国家之后有权要求国家帮助以维持生活的人之间，就可加以适当的区别了。”当然，他希望“在不需要救济的地方，就不鼓励救济。”拿破仑一世曾经愿意以他自己的费用来抚养任何有七个男孩的家庭中的一人；在屠杀人民方面是拿破仑前辈的路易十四，对于凡在二十岁之前结婚的人，或凡是有十个以上嫡出的孩子的人，都豁免一切公税。德国人口的迅速增加与法国人口的比较，是法国国会在1885年颁布一项法令的主要动力，这项法令规定由公费供给穷困家庭的第七个孩子的教育费和膳宿费；在1913年又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大家庭的父母给予津贴。1909年的英国预算法案，也略为减少家庭中父亲的所得税。

    第二节 续前。

    在整个这一时代里，在那些最认真地思考社会问题的人之中，日益感到人口过度增加，不论是否已使国家强大，都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困苦：而且国家的统治者无权以牺牲个人的幸福来扩大国家的。我们已经知道，特别是在法国，宫廷及其随从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奢侈和军事上的光荣而牺牲人民幸福的这种冷酷的自私心，曾经引起了反抗。倘使重农主义者的仁慈的同情心，当时能够克服法国特权阶级的轻浮与苛刻，十八世纪大概就不会以骚乱和流血告终，在英国自由的进程就不会受到阻止，而进步的指针就会比现在向前推进至少一代了。实际上，当时对于魁奈的慎重而有力的抗议，差不多未加注意，他抗议说：“一个人应当志在增加国民收入，而不应求人口的增加，因为，从优厚的收入中所得到的较大的舒适之情况，比人口超过收入而经常处于迫切需要生活资料的情况，是可取的。”①

    ①重农学派关于人口有增加到生活资料的边际之倾向的学说，可用杜阁的话来说明：雇主“因为总有大量工人供他选择，就选择肯最廉价地工作的工人。于是，工人因为互相竞争而不得不减低他们的价格；无论哪一种劳动，必然会达到——而且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以下的结果：工人的工资被限制在获得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工资额上。”（见杜阁所著《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研究》，第6章）。

    同样地，詹姆士·斯图亚特爵士也说（见他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第1篇第3章）：“生殖力像是载有重量的弹簧，它的伸张总是与阻力的减少成反比的。当食物暂时没有增减时，生殖数就会尽可能增高；如果以后食物变为减少了，弹簧被压得过重；生殖力就降到零点以下，人口至少将按照超重的比例减少。另一方面，如果食物增加了，在零点的弹簧，就会开始随着阻力的减少而伸张；人们开始吃得较好；人口就会增加，食物就会按照人口增加的比例重新变为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