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很受重农学派的影响，而在某些方面，确是受到欧洲大陆的政治观念，而不是英国的政治观念之熏陶：他的人为的节制人口的办法，似乎现在对于我们很不适合。参看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第1篇第12章：“为了增加人口，把易于理解的理论和关于事实的完善知识，与政府的实际职能结合起来的巨大利益。”

    亚当·斯密对人口问题说得很少，因为，他著作的时代，确是英国工人阶级最繁荣的时代之一；但他所说的确是明智的、不偏不倚的，而在论调上是现代的。他接受重农学说作为他的根据，而加以这样的修正：他力言生活必需品不是一个固定的和确定的数量，而是随时随地变化的，并且会有更大的变化。②但是他却没有充分说明这个暗示。当时没有什么事情使他会预料到重农学说的第二个大限制，到了我们的时代，由于小麦从美洲的中心运到利物浦的运费，比它过去在美国国内的运费还少，这个限制就变为突出了。

    ②参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8章和第5篇第2章。并参看其第2篇第4章。

    十八世纪渐渐过去，直到终了，下一世纪开始了；年复一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变得更为凄惨。惊人的一连串的歉收①，精疲力尽的战争②，以及在工业方法上打破旧日束缚的变化，再加上不妥当的救贫法，就使得工人阶级陷于空前的最大困苦——至少是英国社会史上自有可靠记载以来的最大困苦③。尤其是，善意的热心者，主要是在法国的影响下，提倡共产主义的办法，使人们能把抚养孩子的全部责任归之于社会。④

    ①在亚当·斯密著作时的1771至1780年的十年间，小麦的平均价格是三十四先令七便士；1781至1790年是三十七先令一便士；1791至1800年是六十三先令；1801至1810年是八十三先令十一便士，1811至1820年是八十七先令六便士。

    ②在上一世纪之初，帝国税——大部分是战争税——数达国家全部收入的五分之一，但现在只占二十分之一多一点，而且其中有大部分用于那时政府不供给的教育及其他利益。

    ③参看以下第7节和以上第1篇第3章第5和第6节。

    ④特别是葛德文在他所著的《政治正义之研究》（1792年）中有这样主张。把马尔萨斯对于这书的批评（《人口论》第3篇第2章），和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的的批评（特别参看亚里士多德所著的《政治学》第2篇第6章），作一比较，是很有趣味的。

    这样，当募兵的军曹和劳动者的雇主需要会使人口增长的措施时，较有远见的人开始研究民族是否能够避免堕落的问题，如果人口像当时那样长久不断增加的话。在这些研究的人之中，主要的是马尔萨斯，他所著的《人口论》是关于这个问题一切近代理论的起点。

    第三节 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推论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而这三个部分必须区别开来。第一部分是关于劳动的供给。依靠对事实的细心研究，他证明了以下一点：凡有可靠的历史记载的民族，都是如此生育繁多，以致如果不是由于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或其他原因——就是疾病、战争、杀婴儿，最后是自愿的节制——的遏制，则人口的增长就会是迅速和继续的。

    他的第二个论点是关于劳动的需要。像第一部分一样，它也是以事实为依据，不过是用一类不同的事实来证明。他证明，到他著作的时候为止，没有一个国家（与罗马或威尼斯那样的城市是不同的），在它的领土上人口变为非常稠密之后，而能得到生活必需品的丰富供给。自然对人类工作所酬予的生产物，就是它对人口的有效需求：他又证明，到那时为止，已经稠密的人口之迅速增加，还没有引起这种需求的按比例的增加。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