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许多没有这种经验而只凭别人所提供的材料加以判断的人讲清楚。

    这种判断总不及那能干的商人借助于自己长期企业经验的直观所作的判断。但是如果能够根据各种不同的公共行为对社会各阶级可能引起的相对利害的统计作出判断，那末，这种判断要比现在可靠得多。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败和不公许多是由于缺乏统计。坚持一方面利益的少数人不断地大声疾呼；

    而在相反方面具有自己利益的大多数群众却默不作声；因为即使这件事情曾多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也没有人愿意为对本身无足轻重的那种事业而努力。因此，少数人获得胜利，即便可用的利益统计表明，这少数人的总利益只占许多沉默者的总利益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

    无疑地，统计是很容易加以曲解的；而且最初用于新问题时也往往会引起错误。但是误用统计的许多弊病是显而易见的，除非有人甚至对一般听众演说时也不厌其烦地重复它们。

    就一般而论，可以归纳成统计形式（虽仍处于落后状态）的论证，比任何其他形式愈益迅速地获得那些曾研究它们所讨论的问题的人的一致承认。集体利益的急剧增长，和集体行动在经济上的趋之若鹜，就使得这些事实成为当务之急：即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最需要的公共利益的数量尺度，什么是它们所需要的统计，而且我们应该着手来获得这些统计。

    这种希望也许是不无理由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统计将组织得使需求表充分可靠，在目力所及的图解中表明各种不同的公私行为行将引起的消费者剩余的数量。通过对这些图解的研究，人们也许逐渐能正确地识别社会在各种不同的公私企业计划中所获得的相对利益数量；健全的理论可以代替以往那些传统的理论，而这些理论虽然在当时也许起过进步的作用，但是由于对不计货币利得的各种公共事业计划的怀疑而冷却了社会的热忱。我们以上所从事的许多抽象推理的实际意义，不到本书完结时，是不会充分表现出来的。但是提前介绍它们，似乎是有种种方便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同供求均衡的主要理论有密切的关系，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从旁说明决定我们即将研究的分配的因素这一探讨的性质与目的。

    第九节相互补充的二种垄断问题是得不到一般解决的。

    上面假定的是，垄断者可以自由买卖。但实际上一个工业部门的垄断同盟可以助长与该业有往来的那些部门的垄断同盟的发展。而垄断组织之间的冲突和联合在现代经济学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一般性的抽象推理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两种绝对的垄断相辅相成，因此，其中一种垄断如不借助于另一种垄断就不能善于利用它的产品，那末，就无法决定成品的价格将定于何处。例如，如果我们仿效古尔诺假定，铜与锌除非混合制成铜器都无用处，如果我们假定，某甲拥有铜的一切供给来源，而某乙拥有锌的一切供给来源。那末，就无法事先决定究竟生产铜器若干，从而，也无法决定它的销售价格。各人都力求在交易中占对方的便宜；虽然斗争的结果对买主们也许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买主们将不能左右这种结果。

    在所假定的条件下，甲不能指望从由于在锌价不是由战略上的讨价还价而是由自然原因所决定的那个市场上降低铜价而增加的销量中获得全部利益，甚至完全得不到任何利益。

    因为如果他减低他的价格，乙也许认为这种行动是商运不佳的象征，并提高锌的价格；从而使甲在价格和销量上都有所失。因此，各人都力求恫吓对方；消费者也许发觉上市的铜器较少，从而，所能索取的价格比在单独一个垄断者拥有铜和锌的全部供给时要高些。因为他也许认为在长期内通过刺激消费的低价格可以获利。但是甲和乙都无法预计自己行动的后果，除非二个人在一起商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