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的墙壁厚度达一米左右，一座寺庙就像一个大碉堡群，如果藏军据守寺庙顽抗，我军要遵守宗教政策，既不能开炮又不能使用炸药，光靠步兵火器又难以奏效，怎么办？提出这类问题，说明一些干部对藏军和这次作战的特点缺乏深刻了解。

    军部认为，在这次作战中，我军在兵力、装备、指挥、技术等方面都占有全面优势；而藏军的最大优势则是地形熟悉，对自然环境适应能力强，骡马多，因而在一般情况下机动速度快于我军，单兵战斗力较强。同这样的对手作战，关键的一着是要能抓住他，不要让他逃脱。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坚守，我们都求之不得，消灭他的办法是很多的。如果让他跑掉或溃散，我们将被迫在更深远的纵深与之作战，或分散搜剿，那不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难以在中央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解放全藏的任务。

    因此，就战役目的而言，我们应将藏军主力聚歼于昌都地区；对每次战斗，则力求就地全歼。各级指挥员都必须把如何抓住藏军作为组织指挥战斗的首要问题解决好。总之，我们只怕抓不住，不怕歼不了；只要抓得住，必然能歼灭。这些意见被大家接受。战术思想统一了，然后便围绕如何才能抓住藏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大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从而大大提高了胜利信心。

    为查明金沙江以西藏军部署和地形、道路等方面的情况，154团2营进驻邓柯后，曾多次派出侦察小组过江侦察。每次往返三五日，深入数十公里，只遇到少数群众。群众对我军在江东的情况已有耳闻，热烈欢迎大军早日过江，并反映了不少情况。6月22日，154团首长又派团侦察排过江，沿着通往昌都的大路侦察。约10时左右，在距江边约20公里处，与数百藏军遭遇。对方正在卸装休息吃饭，数不清的骡马牦牛撒得漫山遍野，看来毫无戒备。他们一发现我军便乱作一团，仓皇后撤。混乱中竟有十多匹驮马和几十头牦牛向我方跑来，为我缴获。但当他们见到我军人数有限时，便整顿队伍，倚仗人多势众，骑上马呐喊着向侦察排冲杀过来。

    那天率领侦察排的是一位见习侦察参谋，他本可乘对方混乱后撒之际，从容指挥分队脱离接触，撤回江东；即使藏军赶来，也可依托有利地形，发挥我军火力优势，采取交替掩护的战法，有秩序地后撤；同时可以派人骑上缴获的马匹，急返邓柯报信。倘能如此，则这一仗因是对方首先发起攻击，而我是被迫自卫，政治上我有理有利；军事上我虽以少敌多，仍可在予对方一定杀伤后全师而归。但可惜的是这位参谋却因经验不足和判断失误，作了一系列的错误处置：他派两名战士赶着缴获的牦牛、驮马后送邓柯；命令两个班就近占领左侧高地担任警戒，而以另一个班继续前进，查明情况。

    结果，前出的班被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藏军冲散，另两个班也难以抗住对方潮水般的冲击，只好向江边且战且退。担任后送和报信任务的两名战士，因牦牛行动缓慢，待赶到江边时，后面大股藏军已追上来，因而未起到报信作用。邓柯听到枪声，团政委杨军急率两个连过江接应，但藏军已占领有利地形，攻击未能奏效，双方形成对峙。这一仗双方互有伤亡，我方包括增援部队共牺牲、失踪25人，伤26人。

    这是我们第一次与藏军交手，也是我军从进入甘孜地区到昌都战役发起前的五个多月中，同藏军进行的惟一的一次战斗；同时是我们在向西藏进军的整个过程中，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战斗的结局令人痛心。这次战斗失利，固然有侦察排本身的问题，有一些偶然因素。但主要问题来自领导，应主要从领导方面总结教训。首先是派武装小分队到藏军控制的金沙江以西进行侦察，这种做法本身就有问题，它必然引起西藏当局的惊恐不安，对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产生疑虑；再是既然要派小分队过江侦察，却又对可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