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情况估计不足，缺少应付多种情况的预案。

    派小分队过江侦察是经我同意的，这是我决策上的失误。当时我是偏重于从军事上考虑问题。6月22日战斗情况报军部后，军首长认为我们过江侦察的做法不利于争取西藏当局，批评了我们，命令过江的分队撤回江东。后据了解，同我交火的藏军为第三代本一部，约400人。这个代本是部署在昌都地区的藏军中惟一编制人数为1000的代本，战斗力也是最强的。

    第三代本的主官牟霞·次旺仁增，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据说他曾向西藏当局拍过胸脯：赶不走“汉军”他不回拉萨。那天战斗时牟霞不在军中，负责指挥的是个如本，战斗中为我击毙。

    这些西藏地方政府军原计划是来邓柯设防的，经过这一仗后，因惧怕过于前出孤立被歼，又迅速撤往距邓柯六七十公里以外的郭堆、生达地区。这次战斗，藏军主动向我攻击，不仅暴露了他们决心以武力与中央相对抗的顽固态度，迫使我们不得不在军事上认真加以又对待；同时，通过这次战斗，也使我们对藏军的素质、战法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这股藏军以数百之众乘马攻击我一个仅有三十余人的步兵侦察排，在侦察排指挥失当的情况下，仍未获全胜，且本身也遭不小伤亡，可见西藏地方政府军战斗力的确是不强的。

    在师先遣支队紧张进行进藏准备工作的同时，留驻川西眉山地区的师主力，则根据西南军区的统一部署，以主要力量投入眉山、彭山、蒲江、洪雅、丹棱地区的剿匪作战。刘振国同志调军部工作后，上级没有及时委任新政委，阴法唐副政委以师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主持后方部队的日常工作。到当年7月，全师共消灭土匪9800余名，胜利完成上级下达的剿匪任务。在执行剿匪任务的同时，师还派出部分干部战士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工作，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既加强了地方政权建设，建立起革命秩序，为土地改革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彻底扫除了我进军西藏的障碍，使我军有了一个稳定的后方。师主力在完成剿匪任务后，立即全力转入进藏准备工作。

    7月20日，师召开连以上干部的动员大会，阴法唐同志作上半年工作总结，对进一步做好进藏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要求；副师长陈子植同志作了《坚定意志进军康藏高原》的动员报告。部队一片热火朝天，准备工作做得既有声势，又扎扎实实。特别是广大官兵冒着盛夏酷暑进行军事训练的情景，极为感人。为了增强在高原上的负重行军能力，许多战士偷偷地在小腿上绑上沙袋，在背包里打进几块砖头，每天不知多流多少汗水。

    先遣支队同师主力虽然关山阻隔，但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先遣支队在前方的情况除报军部和西南军区外，都及时通过电波传到后方。有时我还可以用报话机直接和后方的同志交谈。后方的同志为我们取得的每一个胜利而欢欣鼓舞，也为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而操心忧虑。当听说我们一度因运输困难而吃不饱饭时，后方许多同志也寝食不安，犹如自己挨饿一般。后方的同志经常以先遣支队的模范事迹对部队进行教育。我们也不断把后方部队在剿匪、发动群众和练兵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先遣支队中进行宣扬，使前方、后方很自然地开展起革命竞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全师的进藏准备工作。

    8月28日，师主力于眉山举行隆重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张国华和谭冠三政委到会检阅了部队，并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以后的几天，部队便由陈子植、阴法唐等同志率领，在驻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送下，分批乘汽车沿着刚刚修通的雅安至甘孜的公路浩浩荡荡地向西开进。9月中旬，先后抵达甘孜地区，与先遣支队会师。此时，部队土气高昂，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西南军区和军首长征求对组织昌都战役的意见。两级首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