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在美国的自己，不过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东方老憨”罢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国，要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去。为此，他提前结束学业，于1925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他迫不及待地回国，一心想报效祖国。可是到了祖国，迎接、等待他的是什么呢？是上海马路上的斑斑血迹。他是1925年6月1日在上海登上朝思暮想的国土的。然而，就在两天前这里发生了“五卅”惨案，被反动当局镇压的学生、工人的血迹在马路上仍依稀可见。这使闻一多失去了生气，惆怅莫名。接下来，他看到的、听到的是军阀混战，狼烟四起，帝国主义入侵，山河破碎，人民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他的“爱国梦”破灭了。他以诗人独有的表达方式，在心灵深处呐喊道：“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发现》)痛定思痛之后，他缄默了，他决心把政治留给“魔鬼去开垦”。

    从此，他越来越远离政治，远离群众，缩进学术的象牙之塔，潜心于、《楚辞》等古籍的研究。无论是在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还是重返清华园任教，乃至在西南联大蒙自文学院时，他都基本不问政治，一心做学问。在蒙自时，他整天缩在哥胪士洋行中做学问，辛勤笔耕，几乎连楼梯都不下，因而被隔壁的郑天挺先生和罗膺中先生赐给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

    其实，这时的闻一多虽想痛苦地离开政治，实际上却不能办到。一贯讲课不涉他的闻一多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在清华一院二号教室上课讲“毛诗”时，竟抛开讲义，说起西安事变，像与人辩论似的。这使熟悉他的人想到，他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并非不问政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使他颇感意外。多年后，他说“像这样大敌当前，能捐前嫌，顾大体，这只有共产党才做得到啊！”这些情况说明，闻一多在理想破灭后，其缄默是在痛苦地思索，观察着一切。当他一旦辨明是非，认定方向后，必将义无反顾地为坚持真理而斗争。

    在昆明八年的西南联大生涯，是闻一多一生的重要转折时期，使他由一个不愿过问政治的学者、诗人、教授，拍案而起，成为坚强的民主斗士。由长沙步行湘、黔、滇，随“长沙临大”迁至昆明组成“联大”的生活，使闻一多接触、了解了人民，特别是苦难深重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在西南联大奔波流离的躲空袭的感受；从郊区赶往联大新校舍上课时，途中亲睹“病兵”走着走着便倒毙的惨状；特别是生活每况愈下，大学教授薪金养活不了家小，被迫典当衣物，仍无法饱腹，只好到中学兼差，甚至操起“手工业”为人治印的现实生活，促使了闻一多的转变。他终于打破了沉默，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忱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他拍案而起了！

    那是1943年至1944年间的事。

    1943年，闻一多应联大英藉教授罗伯特·白英之请，合作编译《中国诗选》。他读到了朱自清由成都休假带来的一本诗集，上面刊有解放区诗人田间的几首诗，如《自由，向我们走来》、《五人在商议》、《给饲养员》、《多一些》、《晋察冀向你笑着》、《人民底舞》等等。读后，闻一多从多年的苦思中大为振奋，他在一次讲唐诗的课堂上又一次打破了不谈课外事的惯例，介绍起田间的诗来了。他称田间的诗是“时代的鼓点”，田间是“时代的鼓手”，呼吁当今时代应有更多的这样的鼓手。这堂课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纷纷议论说：“这听鼓的诗人将要变成擂鼓的诗人了。”真是如此！此后的闻一多积极投入政治活动，大声疾呼：“不仅要做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向圈子外喊去”，“要把文学和政治打成一片”。

    在1944年联大学生组织的“五四”座谈会上和抗战七周年时事座谈会上，当有人要求学生要潜心于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