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打垮了反动武装护路中队70余人。12月11日，根据滇中地委10月扩大会议决定，在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中护乡第六团”，团长傅学义，政委董学隆(兼)，副政委陈述，全团300余人。晋宁护乡团于12月19日在竹园村成立，后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中护乡第七团，计200余人，团长杨鸿璋、政委杨策；呈贡县于12月16日在刘家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中护乡第八团，400多人，团长杨贵，政委王茂(兼)。12月22日，“边纵二支队四团(即九支队四十一团)到达呈贡。次日，呈贡护乡团、晋宁护乡团一部配合边纵二支队四团，在高登村后面和左卫与中卫村之间阻击从昆明溃逃的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在追击中，先后俘溃散官兵数十人，收缴机枪一挺，步枪数十支。

    晋宁护乡团成立后，国民党晋宁县长勾结江川县县长等人组织“反共自卫游击军”，抗拒接管和解放。由于晋宁县委对常备中队的策反及统战工作，1950年1月5日，常备中队分队长吴嘉富(民青)在六街三印村率队起义，带领官兵100余人，到晋宁县城参加护乡团。昆阳、晋宁、呈贡护乡团的成立及发展，对打击地方反动武装，阻击、追击国民党溃逃军队，以及为云南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昆明城市民主运动的持续发展，为农村武装斗争输送干部和领导力量，在政治上、物质上提供了支援。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武装斗争的节节胜利，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动摇了云南反动统治的基础，有力地支援了城市民主运动的开展。

    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以后，省、市工委把经过城市爱国民主运动锻炼的一批批昆明学生、工人、职业青年派到农村参加武装斗争。1947年“人权保障”运动后，学校中已暴露的党、盟员和进步师生100多人被撤退到农村工作；1948年，在大规模的城市民主运动中，特别是“七一五”反美抗日运动以后，省、市工委抽调大批党员骨干、外围组织成员、大中学校师生、工人和各种专业人员，投入农村武装斗争。1949年“九九整肃”前后，仅到滇中地区工作的昆明学生、工人、店员、文艺工作者就有500多人。至此，党组织历年从昆明及各地城镇抽调到农村工作的人员近万人。大批知识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入发动和组织工农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武装斗争中，许多知识青年饮弹沙场。由于城市与农村斗争紧密结合，扩大反蒋统一战线与集中打击反动势力结合，依靠各族人民群众与争取民族上层人士相结合，昆明和云南农村的人民游击战争，得以迅速发展。

    1948年11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上海局的指示，在中共昆明市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昆明市委员会，书记陈盛年、委员赖卫民、高志远。此后，由省工委直接管理和领导的昆明市的企事业单位和职业界的党组织逐步移交昆明市委统一领导。在各大、中学的党组织已恢复正常活动的情况下，市委认真总结了城市斗争的经验教训，把发展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与发展各种合法的、公开的群众组织结合起来，推动了城市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和农村的武装斗争。

    昆明市各级党、盟组织依靠群众，千方百计地为边纵提供军需物资。为保证省工委、市工委(市委)与游击区的联系，基层党组织先后建立了多个从昆明通往全省各地的地下交通联络站，护送干部、转运物资、传递文件情报。其中仅从设在宜良县段官村的交通联络站，就接送过领导干部和青年学生1000多人，购买并转送7万多斤大米到路南游击根据地。铁路职工在朱枫等组织下，利用川滇、滇越铁路，向游击根据地运送人员、武器和其他物资，在铁路沿线设有接送站，保证了交通线的畅通。

    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