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猛发展，游击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有力地促进与推动了城市民主运动。昆明“七一五”反美抗日运动后，有1000多名师生被捕。虽然政府当局迫于各方面的压力陆续释放了这些师生，但昆明学生中处于第一线的党、盟员已经暴露，只得撤往游击根据地；“九九整肃”前后，昆明市数千名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也陆续转到游击根据地。大批党、盟员和积极分子到农村，既增强了游击区的力量，也更好地保护了干部。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鼓舞和吸引着广大革命青年，到“山那边去”成为当时许多革命青年的心愿。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要求蒋管区党组织“依靠群众，大胆细心地发动群众，既勇敢又谨慎地领导斗争，在斗争中建立和组织武装力量与农村游击根据地。”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继续领导城市民主运动，不断派遣干部到农村加强和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两者相互配合，紧密联系。当时作为沟通城市与农村的秘密地下交通线，成为武装斗争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省、市工委从1947年8月至1949年底，先后建立了通往滇东北、滇东南、滇中等游击区、根据地的数条隐蔽的地下交通线，巧妙地突破了敌人的关卡封锁，从昆明源源不断地向农村传递信息、转送干部、转运武器物资等，有力地支援了农村的武装斗争。

    1947年2月，为便于对路南武装斗争的联系和指导，省工委利用国民党行辕兵站总监、云南田赋粮食管理处兴办私立宜良光德小学正在物色教师的机会，派共产党员陈敬思、赵以群到宜良县城光德小学，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光德小学建立了联络站，负责昆明与路南等地的交通联络，逐步形成了一条交通线。1948年2月，省工委在路南圭山、弥勒西山发动了反蒋武装斗争，建立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开辟了圭山、西山游击根据地。为了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又先后在昆明、宜良建立了地下交通联络站。在宜良段官村李士娘家建立了交通站，由毕恒光、董刚和学生许立、刘辉康4人为交通员；在宜良七星村董刚家中建立了七星村地下交通站。由董刚负责，先后发展了董克宽等4人为交通员，为便于交通联络，又在靠近火车站的时家巷建立了交通站；在昆明小堆子巷，由李士娘购房建立了交通站，并与地下党员朱华负责的晓东街联络站取得联系；为了防备七星村交通站暴露，造成联络中断，省工委指示由董刚在宜良大山后建立地下交通站，交由李浩负责，发展了李沛、李炳寿等人为交通员。上述交通联络站组成了一条从昆明通往滇东、滇南游击区的重要地下交通线。1948年3月，省工委选定四营作为通向宜良、路南、陆良、泸西、弥勒、罗平等广大游击区的一个地下据点，派林坚(党员)、钱达明(“民青”)到四营火车站，经过考察，吸收了火车站站长李家麟加入“民青”，建立了四营火车站联络点。

    1949年6月，昆明市委指示：昆明郊区处在敌人统治中心的城市周围，可秘密发动农民掌握武器，但不宜开展武装斗争。郊区特支的主要任务是：打通城市东北、西北和南面(水上)的地下交通线，保证昆明与边纵活动地区的联系。根据市委指示，郊区特支决定由书记陆介福负责西郊工作；组织委员施万惠负责西、北郊工作；宣传委员汪润分管东、南郊工作。1949年8月，上述3个方面交通线的建立，已初步形成了一个秘密交通联络网，在“九九整肃”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1947年8月到1949年底，从昆明通往各地的交通线主要有：由昆明市绥靖路(长春路)——宜良光德小学——路南、泸西游击区；由昆明晓东街、圆通街——宜良时家巷、段官村——七星村、大山后——路南、泸西等地；由昆明五华山布珠巷——四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