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乡公所关押。县委得知这一情况后，即时派人做乡长尹宪邦的工作，经过争取教育，使尹不得不同意放行。党组织及时将20多名干部，安全转送到了玉溪、峨山、新平等游击区。为了保证联络站、交通员及护送人员、物资和传递信息的安全，党组织规定：地下交通员只能单线联系，不能发生横的关系；为了防止意外，规定了一套特殊的秘密的工作方法，如接头时的预约特征、信号、暗语等，以及万一暴露时的口供和对情报的处理等，事先都有周密的布置，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建立敌工情报组织

    1948年3月，为了及时掌握敌情，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在昆明抽调干部开展以情报为主要内容的敌情工作，先后派市工委委员高志远、市委副书记赖卫民直接领导此项工作：先后成立敌情工作小组，敌工支部，对敌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有吉星明、田培宽、田秉熙、朱人杰等。省工委提出对敌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打入敌人心脏，动摇、瓦解敌人”。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打进去、拉出来，钻到敌人的心脏里烧锅煮饭”。经过一段工作实践证明，“打进去”极为不易，即便进去了也只能担任一般下层人员，很难掌握和获取敌人的重要情报。根据解放战争我军取得重大胜利的有利形势，敌人内部分崩离析的情况，我们有可能利用矛盾，争取教育，分化瓦解，拉出一些人为我所用。

    遂采取了“拉出来为主，打进去为辅”的工作方针。敌工组织开始曾用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青”及“新联”的名义，吸收敌营中转向革命且具备了条件的人员。不久，即发现它与敌工工作的特点不相适应，万一不慎，还会暴露这两个秘密外围组织。为了适应敌工工作的特点，按照共产党的原则建立既有革命性又有群众性的秘密组织，对开展革命工作更为有利。1948年8月，经省工委批准建立“云南救国正义同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1949年5月，经省工委批准，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简称“军盟”)和“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简称“警盟”)这两个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此外还在省府警卫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工作队”等一些秘密革命组织，分别采取严格认真考核、个别慎重发展、领导严格把关的办法，对敌人军、警、宪、特中适合条件的人员，发展为外围组织成员。至1950年2月，在昆明敌军、警、宪、特中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盟员近1000人。为了用公开合法的名义掩护秘密工作的开展，还在敌军中以同乡会、兄弟会等形式，吸收组织敌营中的群众。对一些身分特殊的人员，则只建立政治联系和工作关系，不发展参加党直接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1948年7月，昆明学生开展“反美抗日”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革命师生近千人被捕。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敌情工作的同志及时摸清了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的预谋和监狱里刑讯逼供的重要情报，对保卫党的组织，保护革命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九整肃”时，反动派逮捕了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土480余人，军统特务头子毛人风提出名单坚持要杀害200人，并企图借卢汉之手来实施这一阴谋，以便拉卢汉下水，迫使其反共到底。在此情况下，党组织一方面通过统战关系警告卢汉要绝对保证被捕人员的安全，一方面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卢汉采纳了社会各方面的建议，巧妙地把看管审判权从保密局滇站移交到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卢汉又以案情重大为由，故意拖延审判过程，抵制了毛人风、沈醉杀害这批人的阴谋。最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卢汉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由代总统李宗仁电令卢汉“酌情从宽处理”，全部释放了被捕人员。

    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党在敌人军、警、宪、特中的外围组织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在省府警卫营中发展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