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1949年9月，在该营中已有党员4人，“民青”、“新联”成员60多人，“军盟”成员92人，“武工队”战士145人。做到营有党支部，连有核心组，排有小组。秘密掌握了这支武装。党组织从警卫营及其控制的人员中选派了重机枪射手，爆破技术员等，携带炸药、导火线、雷管、手摇点火机等器材到边纵参加战斗；省府警卫营营长李焕文(中共党员)派人将边纵驻昆联络站秘密购置的数千套军服、药品、武器弹药、文化用品等封装好，贴上保安司令部的封条转送到边纵；李焕文还从保安司令部取出3套军用地图交游击队使用，为支援“边纵”武装斗争起到特殊的重要作用。卢汉想不到自己的贴身警卫部队竟会直接、间接地为共产党所控制。

    在警察系统，1949年9月，已有“警盟”成员70多人，各单位都有了“警盟”组织。昆明起义前夕，警察系统共发展了党员4人，盟员100余人。昆明市警察总局局长李志正，也在起义前夕参加了“警盟”组织，加上一部分中层警官，基本上可以为我所用。敌工组织利用敌警察机关的特殊职能，掩护开展革命工作。警察局里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利用工作之便，巧妙地取出已盖好公章的空白出入境通行证，供党组织转移下乡的同志使用，让他们能够安全顺利地通过敌人的检查关卡。

    “边纵”游击队在禄劝县行军途中遭到地霸武装的伏击，被俘10余人，关押在禄劝、武定两县政府的监狱，共产党员利用保安十二团驻防该地之机，以团长名义出面，声称保安团要扩充兵员，把被俘的10余人要了出来，并将他们送回游击队。敌工组织还派人打入敌二十六军的谍报人员训练班，利用工作关系取得二十六军的电台呼号、波长和密码本交边纵使用。

    昆明党组织还通过上层统战关系了解敌情变化，争取中上层人士，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敌工小组人员经常保持和知名民主人士、民政厅长、民盟成员的联系，起到了特殊的、别人不能代替的作用。如罗次县地下党负责人被罗次县政府逮捕，就是敌工组通过安恩溥出面疏通释放的。1949年9月，卢汉在重庆与蒋介石密谋准备在昆明大肆逮捕、镇压革命力量后，敌工小组通过杨杰和安恩溥及时了解到卢汉的一些思想动向，为争取卢汉，掌握时机，采取对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敌工组织经过长期工作，到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军统在昆明设置的公开和秘密机构，人员分布和大部分军统人员的姓名、住址、面貌特征、照片等资料，同时还获取了保密局在昆明的潜伏应变计划及活动情况。使党组织和革命人民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从而发动群众组织起来保厂护产，防止反革命破坏。

    12月9日，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奉蒋介石之命来昆，筹划布置国民党中央机关迁昆计划。卢汉乘机借张群名义于当晚8时在青莲街官邸召开有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八军军长李弥；保密局滇站站长沈醉等一批国民党中央在昆头目参加的紧急会议，一举扣押了这些头目。当天下午5时，卢汉把这项任务布置给其亲信绥靖公署特务队队长龙云青及省府警卫营营长徐振芳，要他们挑选可靠人员，执行任务，并严守机密。龙、徐二人共挑选了官兵21人，其中就有参加共产党秘密组织的19人(党员1人，“民青”、“军盟”16人，武工队员2人)。这些同志经过共产党的教育，接受任务后，严格保守了这一重要机密。当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军政首脑到齐后，他们扣压了这些反动头目，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务。

    卢汉率部在昆明起义后，昆明市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昆明的严重敌情，提出镇反肃特、保障昆明社会安定、保卫起义成果的中心任务。起义当局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由昆明市委派出保卫部的三名干部进入该委员会的公安处，直接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