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尤其是对滇局忧虑之际，卢汉果于本日下午来渝，致一切既定方针，必须改变”，“此时云南问题实为国家存亡、革命成败之最后关键，如能兵不血刃，和平争取，殊为最大之幸事；且中央入滇与驻滇各军，皆无必胜把握，故不管滇卢如何狡狯成性，首鼠两端，亦只有抱‘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之决心，而予以相当之满意，使彼有所感悟”，“下午阎院长百川自粤来渝，衔李宗仁之命，要扣留卢汉，勿使回滇，父明告其不可之意”。

    6日下午，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得知卢汉赴渝，作应变部署。昆明市委通知，对在一线工作已暴露的党员，除必须坚守岗位者外，立即隐蔽，准备疏散转移。

    7日中午，蒋介石“拟定肃清中共及反动分子计划，并向政府建议发卢汉剿共经费银洋100万元”，与卢汉作长谈，“促其即日行动”。蒋卢双方商谈后达成协议：蒋介石许诺给卢汉两个军的编制和番号，拨给军饷、武器装备；所有在滇的军、警、宪、特归卢汉指挥；卢汉则接受在昆明进行“整肃”；“围剿”“边纵”；机场、铁路交通线归蒋军控制；部分改组省政府等条件。8日，卢汉由重庆回到昆明，保密局西南区区长徐远举及局长毛人凤也先后率大批特务到昆。卢汉通过民主人士刘淑清等将“整肃”消息透露给杨青田、唐用九等。中共昆明地下组织迅速疏散转移大批党员和进步分子往农村游击区，同时，调整组织领导机构。

    7日，周楠离昆飞港，向华南分局作了汇报。

    卢汉赴渝后，边区党委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华南分局报告说：蒋、卢间矛盾不能根除，只要我策略运用得当，当大军迫近及卢的周旁进步分子起影响作用，卢尚有向人民靠拢的一线希望。对策是：一、积极争取卢，坚决打蒋匪，扩大其矛盾。为此：1．复信或派人与卢当面说明：我们了解其处境，但愿其勿因目前感困难而改变既定之路向与原则，只要其集结兵力应变，我们决心以全力援助作战，并同意其提议，续派人商谈；2．争取其保安团部下及其周围人士，以坚定他；3．动员昆明上下层力量及舆论界、参议会，适当地争取卢，反对蒋，要求安定生活，反对蒋军入滇：二、倘卢决心靠蒋，公然或暗中向我军进攻时，我则边前进边拉，并争取其保安团起义，以此迫其向人民靠拢；三、党内克服对卢幻想、麻痹观念，乡村、城市切实准备应付恶劣局势；四、军事上积极出击。

    9日，蒋系特务发动反革命“整肃”，解散省参议会；查封报馆、学校；逮捕民主人士、报馆工作人员、工人学生共400余人；随后又派特务暗杀了已于8日秘密转移潜往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杨杰。

    10日，宋一痕致电华南分局并报中共中央，要求“共商对策”。

    边区党委遵照中共中央电示，派郑敦于9月中旬赴昆明与宋一痕商谈。郑敦到昆明，与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对当时严峻的局势分析研究后，由郑敦先后两次会见宋一痕。向宋说明形势和党的政策，严正指出卢汉违背诺言，为蒋殉葬是自走绝路，劝其悬崖勒马，并向卢汉提出：一、停止捕人，保证被捕者生命安全，勿施刑罚，并寻机释放；二、恢复报社、学校；三、将特务名单交我，并压制特务活动；四、保证保安团不向我进攻，将滇西4个保安团调昆，在铁路线保安团应对蒋军牵制，并随时将蒋军部署行动告我；五、地方行政人员反动者撤换，恶霸武装予以改编或解散；六、我对卢辖区不反共武装及行政人员不予攻击；七、彼此设一电台，密切联系。会谈后，卢迟疑未作答复。郑伯克、郑敦即分别返回游击根据地，行前将中共中央同宋一痕约定的联络代号交陈盛年掌握。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人民解放军在衡阳、宝庆地区歼灭白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