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航的“三通”建议。消息传到聚餐会上，讨论非常热烈。2月5日，上海航业界致电中共领袖，表示要派船装运面粉北上，交换原煤随带邮件南返。毛泽东、周恩来随即复电：“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重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12日，上海航业界代表5人乘座大上海号由上海驶往秦皇岛，随船载运面粉万余袋。23日，载回开滦煤4800吨抵达上海，完成国统区和解放区之间首次商务通航。24日，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菲尔摩号轮由天津抵达上海，这是继大上海号之后，第一艘由解放区驶向上海的外商船只。通航之后，又复通邮。3日，《申报》1949年2月24日关于南北通航成功的报道上海与天津、塘沽、秦皇岛三地间的电讯业务正式恢复，普通电报照常收发。8日，恢复收寄对北平、天津两地的图书小包邮件，两地平信及挂快邮件也照常收寄。次日，又恢复上海天津间的无线电话，第一天通话41次。

    在国民党崩溃之势十分明显的时候，上海资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出走的道路。国民党的长期反动宣传，使他们对共产党心存疑虑。1949年春节后的一天，国民党当局召集了一批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在长乐路一幢花园洋房里集会。刘鸿生、荣鸿元、徐寄顾、刘靖基、徐国懋、吴蕴初，都得到了通知。明知这种会不是好事情，但是又不得不去。果然，出现在会场里的不但有上海市党部的方治、潘公展，还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会上，汤恩伯赤裸裸地胁迫出席会议的工商界人士到台湾或是香港去，不愿去的话，就将被强迫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士崩瓦解，南京、上海上片混乱送到台湾。这些人尝够了国民党的苦头，大都没有到台湾去的兴趣，所以，很多人到了当时号称“小上海”的香港。这同上海资产阶级中声望比他们低一些的人的选择是相同的。当然，上海资产阶级中也有一些人跑得更远，跑到了国外，比如拉美的一些国家里。有些人是不打算回来了，有些人则要观望一段时间，再来决定自己的行动。不少人，比如刘鸿生、刘靖基、吴蕴初等人，后来还是回到了上海。

    以创办天厨、天原等天字号企业闻名的吴蕴初（1891～1953），不愿跟国民党反动派走，1949年3月匆匆出国“考察”。10月，回到新中国

    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人士，有过犹豫彷徨。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途径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关于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统一战线的政策，消除了他们的顾虑。有些中小型工厂的资本家，害怕打仗受损失，准备变卖资产回乡避难、工人们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一方面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一方面还提出暂时减薪，帮助资方克服困难，稳定了这些资本家的情绪，促使他们留在了上海。申新九厂发生过国民党军警镇压工人运动的惨案，厂里的资本家顾虑重重，地下党连续给了他几封信，告诉他“只要相信共产党，就会受到党的政策的保护”。他终于拿出了去香港的机票，表示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永安公司的郭琳爽在上海是一位有影响的商界人士。上海解放前夕，在去留之间，他一度摇摆不定。地下党组织派人接近他，影响他，使他终于下定决心不去香港。他的这个举动，还影响了周围不少商界人士。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上海资产阶级中有相当一批人，相信党的政策，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