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汤总司令指示，51军、21军、123军组成北兵团，在苏州河以北组织防御。你就任这个北兵团司令，明天晚上，苏州河以南的几个军也要撤到河北，到时候上海的防御就要靠你了。”

    刘昌义的心里明白，汤恩伯、陈大庆等人是要逃跑。什么北兵团，不过是为他们逃跑充当“替死兵团”罢了。21军是四川部队，123军是苏北民团改编的，51军是东北军，且又都是七零八落。“嫡系”部队要逃，让“杂牌”部队去送死，这是国民党的习惯做法。

    五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溃退的敌人如丧家之犬，龟缩在苏州河以北。他们凭借沿河的高楼仓库，以极其密集的交叉火力封锁各桥头、街口，阻止我军前进。在这种情况下，作战部队仍旧规定“不准开炮”、“不准使用炸药包”。这一来可真困难！

    几次硬攻都失利了。直到中午，我军还在与敌隔河相持。除了用武攻，还可以不可以用攻心战术呢？某师罗政委正在想着这个问题。

    正巧这时候，党的地下组织派老田同志来了。罗政委与他接上了关系。同一条战线两个战壕里的战友相会，是何等的亲切！他们多么想将内心的喜悦、担忧、感受互相倾吐！可是，对面响着枪声，战斗任务要求他们迅速交换情况，商议对策。

    “我们正面的敌人是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已在川沙被我俘获。现在的军长就是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罗政委一边介绍敌情，一边将望远镜递给老田。老田接过望远镜朝对岸造币厂大楼看去，大楼上那满布弹痕的沙包，敌兵一悠一晃的钢盔，以及从敌机枪眼里喷出的淡淡的火舌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在思考着，没有讲话。看了好一会，才放下望远镜说：

    “五十一军……我们打过交道。”

    “晤？”罗政委很感兴趣。

    原来，老田是我们党上海局“对敌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他以印刷所老板的身份为掩护，结识了不少卸甲经商的东北军、西北军的老军人。这些军人大都忠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满。在他们联络下，一九四八年底，我党就对当时驻扎在杭州的五十一军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五十一军被调至江阴、扬中江防。因一个当副军长的军统特务严密控制，策反未能得手。待工作有了进展，该军又被调回上海。上海交通发达，敌军麇集，加上白色恐怖严重，一直未遇到适当时机……

    “那么刘昌义呢？”罗政委听了以后，又急切地问。

    “我们知道他。”老田就象在他记忆的仓库里搜寻什么似的想了一下。“他是保定‘讲武堂’毕业生，曾在东北军干过，又在西北军当过军长。‘双十二’事变后，西北军被迫改编为‘国军’。因为他不是蒋介石嫡系，始终不受重用，经常受嫡系排斥、欺侮。只是眼看京沪杭不保，才任命他为淞沪警备副司令，成了汤恩伯的替死鬼！”，老田笑了。罗政委听了，在房间里一面踱着步，一面思考着。突然，他停步问道：

    “刘昌义的情况我们是了解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跟刘昌义熟识的关系？”

    “有！我马上打电话请他来。”说着，老田就拿起了电话。打完电话，他们又认真地进行了分析，初步拟订了一个敦促刘昌义起义的计划，然后，用电话向聂风智军长作了汇报。聂军长听后很赞成，作了一些指示，最后热情地说：“希望你们成功！”

    这短短的六个字，使老田感到温暖，又感到责任重大。他决心尽一切努力瓦解敌军，为保全上海作出贡献。

    不一会，老田打电话请来的那人到了。他叫王仲民，原是东北军一个军官，抗战的时候跟刘昌义共过事，后来做过国民党国防部的少将部员。因为不是蒋介石嫡系，加上过去抗战稍微积极了点，便被蒋介石以“精简”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