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兵农合一”，就是在农村统一登记役龄壮丁，每6人编成一个兵农互助小组，其中一人当常备兵入营打仗，另外5个称为国民兵在家种地，国民兵每人每年出优等粮3石，棉花5斤，以供养常备兵及其家属。在外做工经商和求学的青年，限期由家属叫回抽签服役，逾期不归者，由家属交优待粮和棉花。以村为单位，把土地划成若干等份，交由国民兵领种，领种土地的国民兵，必须向地主交纳地租，保留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这也就是阎氏所说的“土地村公有”的实质。

    阎锡山在太原郊区和晋中各县推行的“兵农合一”，把农民变成了农奴，它是一条逼命、要粮、征兵的铁锁链，成千上万的农民，为了活命，背井离乡，有家难归。凡实行“兵农合一”的村庄，田园荒芜，荆棘丛生，关门闭户，人心惶惶。农民含泪抱恨，到处流传着“兵农合一好，到处长荒草”，“兵农合一聚宝盆，又没粮食又没人”，“地里蒿草多，村里病人多，家里女人多”等歌谣。在那悲惨的日子里，太原郊区的许多农民被迫卖妻卖子，挣扎在死亡线上，仅1948年中，全郊区饿死和被杀害的农民不下6000人。晋祠南大寺26户人家卖妻的就有5户，卖子的有9户，还有28人活活饿死。

    在城区，阎锡山实行了臭名远扬的“平民经济”政策。通过“平民经济”的执行机构，阎锡山控制了整个太原市场，操纵物价，囤积居奇，物价一涨再涨。最高的时候，太原粮价，超过当时上海2200多倍，居全国第一位。人们用一块银元买不到2斤杂粮。特别是解放前夕，阎锡山的“战时动员工作团”，挨门逐户抢市民的粮食、衣物、麻袋、门板、鞋袜……在这种情况下，广大贫苦市民有的吃豆饼，有的吃糠皮，有的甚至全家饿死。在太原新南门外竟然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人肉包子”。同贫苦市民的悲惨处境恰恰相反，阎锡山和他的官僚们经过3年多的疯狂掠夺，光运到上海去的黄金就有45000多两。

    在这个时期，阎锡山还在太原实行了空前残暴、灭绝人性的特务统治。1945年秋季起，太原不仅先后建立了国民党、三青团和同志会等反动党团组织，还建立了许多特务组织，如梁化之控制的特种警宪指挥处，杨贞吉的警务处，王靖国的“铁纪团”，孟际丰的“返干团”。此外，还有绥署侍参室、黄河通讯社等名目繁多的特务机构。以特种警宪指挥处为中心，与工厂的职工福利室，学校的政训处，各机关、商店的情报小组，结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网，对人民的一言一行进行监视和镇压，许多无辜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特务架走，投入牢房，以至死于非命。仅特警处3年多时间就秘密处死5000多人。其中，有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有普通的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也有学校的教师、学生和家庭主妇。太原，成了一座白色恐怖的死城。

    为了打内战，阎锡山在晋中各县大肆修建军事据点的同时，在太原南至武宿机场，北至周家山，东至罕山，西至石千峰，东西50公里，南北40公里的盆地上，修筑方的、圆的、三角的各种战碉，共有5000多座。在修筑这些工事时，许多饥寒交迫的人被阎军抓到工地，在皮鞭和棍棒之下，经年累月地无偿服役，流尽了汗，累弯了腰，以至受尽折磨而死。林立的碉堡群成为太原人民灾难的标志。

    1947年以后，阎锡山在太原实行了所谓“三自传训”，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疯狂叫嚣“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漏掉一个”，城乡人民死于乱棍之下的难以数计。从农村到工矿，从郊区到城区，在阎锡山施行的一系列暴政中，最残忍的是他独出心裁地成立的“三自传训委员会”。这一组织是1947年在太原由梁化之、薄毓相、李江、李培德、张凤翔等人组成的，总负责人是梁化之。各县(市)均设有分支机构，这是大肆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