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的地狱。

    阎锡山的所谓“政治革新和转变干部意识”，就是要“自己斗争自己，转生自己；同级斗争同级，转化同级；下级斗争上级，转化上级；民众斗争干部，转化干部”，也就是以“三自传训”“自白转生”的形式，在太原各单位乃至晋中一些县城，普遍地开展“肃伪运动”。

    “三自传训”十分残酷，在“自白转生”大会上，有不少伪官员为了表示“转生”，被迫用手掌狠打自己的脸面，个个打得鼻青脸肿。然后互相打，互相唾，脸上的唾沫横流，谁也不敢擦。被认为有通共嫌疑或者不自白的人，还要用锥子乱扎，用棍子乱打，用石头乱砸，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有的甚至脑壳迸裂，死于非命。

    当时，西北制造厂(即抗战前的太原兵工厂)的厂长阎树松，是阎锡山的本族孙子。他遵照他爷爷“过了筛子再过箩”的“肃伪”方针，对1800名员工普遍审查，共查出120个所谓“伪装分子”。阎锡山根据他的报告，断定太原城内的共产党，七成在工厂，二成在学校，一成在机关，共产党培养的山西省主席也必定在工厂。于是，他同梁化之商定“肃伪”以工厂为重点，在西北实业公司下属各工厂设立专门肃伪机构，从同志会和特警处抽调有特工经验的官吏爪牙，到各工厂经办“福利室”。“福利室”设主任1人，秘书2人，领导所谓的工会与同志会。

    阎锡山的“三自传训”干部手册规定：日伪时期工厂之工人可疑；“光复”前后进工厂者可疑；抗战初参加牺盟会、晋西事变后回太原者可疑；家在解放区者可疑。

    阎锡山在各工厂开展“三自传训”的程序是“动员、斗争、召训、处理”。

    所谓“动员”，就是把全厂员工集中起来，由“福利室”主任训话，大肆诽谤污蔑共产党。再则，就是把叛徒请到主席台上，身佩彩绸，胸挂红花，表示“自白转生”的“荣耀”，诱惑与会者学习。最后，在“自白不彻底，死在乱棍底”、“有关系交关系(指同共产党的联系)，交了关系没关系”的吼叫声中宣布收场。会场的出口处，都设有“密投箱”，强迫人人写条子，检举共产党。

    所谓“斗争”，就是动员之后，“福利室”根据平时调查，把全厂员工分成三批。第一批是家在解放区、交错区和外省的；第二批是家在本省阎管区以内的；第三批是员工家属。第一批是传训的重点，10～20人为一组，每组的指导员由受过“烘炉训”的特工人员担任。“自白转生”必须人人过关，自我交代。被认为“自白”不彻底者，指导员、组长和便衣特务便组织骨干开展斗争，先让自白者自己打自己，然后再指名强迫工人互相打，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直至合乎“召训”扣捕标准时为止。

    所谓“召训”，比小组斗争更凶狠。工人们把它称做“过鬼门关”。召训由职业特务负责进行。被召训人一进召训室，就立刻被命令站在地上或跪在地上，背诵“自由流年表”，而召训人则观脸色，摸心跳，找漏洞，见缝下蛆；一旦脸色异常，心跳较快，背诵和写的有矛盾，便马上遭受乱棍毒打，直到承认是共产党派来的，或者承认给八路军办过事，才住手。

    所谓“处理”，就是通过“召训”，把清查出来的“通共分子”送交特务机关治罪。

    工人们在过上述四道“关口”中，所遭受的折磨和迫害，真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晋华卷烟厂女工杨某，年仅15岁，从没见过八路军和共产党，就是因为在斗争会上不说话，被传训长追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是否通八路？”她还是低头不语，传训长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说杨某受他舅舅的指示，准备往茶炉中放毒。于是，召开全厂大会进行斗争，杨某被斗得神经失常，口吐鲜血，含冤而死。西北造纸厂女工杨拉弟，下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