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人，特种兵3000余人；

    位于山东青岛地区归第11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琪指挥的有5．3万余人，其中正规军2个军7个师3．5万余人，非正规军3000人，特种兵1．5万余人。

    国民党军不但数量急剧减少，素质也日益下降。在上述陆军作战部队中，除白崇禧、胡宗南集团的个别军和马步芳、马鸿逵集团未受人民解放军的严重打击，尚有一定的战斗力外，其余部队大多是新建的，或者是多次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后又多次补充起来的，编制极不充实，人员缺额甚多。按国民党军的编制，1个军应辖3个师3．5万人，但除马步芳、马鸿逵部的个别军能基本达到编制数，员额在3．3万人左右外，其余各军一般均在1．5万人至2万人左右，有的甚至不足1万人。同时，由于大量的武器装备在战场上被人民解放军缴获，部队武器装备特别是重武器严重不足。加之老兵减少，新兵增多，士气低落，缺乏系统的正规的军事训练，战斗力明显下降。

    (2)经济形势

    随着内战的不断扩大，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加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对中国经济的垄断，对劳动人民的残酷掠夺，以及美国的经济侵略，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迅速恶化，财政枯竭，通货恶性膨胀，工商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农业产量连年下降。

    1948年，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高达900万亿元。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一再增加纸币的发行量，如1945年底发行法币1．03万亿元，到1948年8月，增加到663．69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948年8月19日实行“币制改革”，以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规定发行20亿元金圆券作为本币在市场上流通，并以1∶300万的比价收兑法币；禁止私人持有、买卖和在市场上流通黄金、白银和外国币、券，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国币按规定的比价限期兑换金圆券；限期登记、管理中国公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和资产；限制物价，规定物价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准上。

    但是，由于整个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腐败，这些措施除了更加残酷地掠夺劫收人民的财产外，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情况的好转并没有起什么作用。金圆券的发行量很快突破了20亿元的限额，到11月，金圆券已发行33．94亿元。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1月11日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收回了“限额发行”的成命。此后，金圆券的发行量便如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到12月达到83．2亿元，1949年1月达到208．22亿元，3月达到1960．60亿元，4月竟达到5．16万亿元。

    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使得币值急剧下降，加上官僚奸商的投机，导致通货膨胀不断发展，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毫无拘束的迅速上涨。以法币100元的购买力为例，1945年可买2个鸡蛋，到1949年只能买1／50万一两大米。在国民党政府执行限价中心的上海，从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价指数上升13．5万倍。桂林市的粮价，1949年4月比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时上涨36万倍，比1945年7月上涨了27亿倍。金圆券已完全失去了信用。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湖北、江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方当局，为了减少金圆券的冲击，纷纷自行发行地方券、辅币券，拒用金圆券。

    在上述情况下，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于1949年2月23日召开政务会议，通过了《财政金融改革方案》，决定：军费和军饷支出改以银元为计算标准；海关进口税改以每元等于美元4角的所谓“关元”为计算单位，货物税中，棉纱、火柴、水泥、卷烟、食糖等，规定征收实物，盐税除征收实物外，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