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政府“得办理一部分官收官运”；中央政府停止对各省市县财政的补助，将原属中央政府的田赋税三成及烟酒税、特种营业税划归地方；允许银元自由流通。至此，以金圆券为本位的“币制改革”彻底失败。

    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导致工商业资金无法周转，借款利率随货币贬值而不断提高，加上原材料价格昂贵，产品滞销，工厂、商店纷纷倒闭歇业。1948年，上海3000余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20％，青岛1000余家工厂只有25％能维持半开工状态，重庆机器制造工业150家工厂到1949年2月已停业者达60余家。

    国民党政府为了满足进行全面内战的人力、财力的需要，对农村实行沉重的田赋征实、专买政策和统购政策，在农村大肆抓兵抽夫，如广西省1949年的征税率比上年度增加70％，征兵额由上年度的6万名增至13万名。在国民党政府对农村各种暴政的压迫下，使得广大农民缺少必要的生产资金从事再生产，大批青壮年被抓当兵或逃避兵役而逃亡，农村劳动生产力急剧下降，土地抛荒现象十分严重，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耕畜减少了15～20％，主要农具减少了30％，各省抛荒的耕地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20～40％。再加上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农业产量连年下降，1948年比1946年减产40％以上。

    上述情况表明，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呈总崩溃的局面。

    (3)政治形势

    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接连失利，经济上面临总崩溃局面的同时，在政治上也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在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剥削压榨下，其统治区人民已无法继续生活下去。为了求生存、争自由，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一浪高过一浪。广大学生、教职员工、工人举行的罢课、罢教、罢工斗争遍及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要求和平、民主。

    城市工人相继成立了各级工会，组织工人进行罢工等各种形式的斗争，1948年11月14日，厦门9家报馆的员工实行总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12月3日，重庆市1000余名布业工人实行总罢工，要求增加工资；1949年2月，广西柳州铁路机务段和水电厂工人先后4次包围铁路局机关，开展声势浩大的索薪罢工斗争，迫使铁路局补发工人的薪金；2月16日，上海公共汽车公司、法商电业公司等6大公用事业公司工人举行全体大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增加配给食米。

    各地大、中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纷纷成立各种组织，组织罢教、罢课。1948年11月16日，上海市12所市立中学教师罢教，25日，又有1．7万余名私立中、小学教员实行总罢教；11月17日，成都市29所市立小学举行总罢教斗争；11月19日，武汉大学、武昌体育专科学校及华中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举行“活命拍卖会”，忍痛贱卖衣物，武昌体专师生还组成“要命委员会”，向国民党当局示威请愿；12月25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声明，反对美军侵驻中国；1949年3月10日，重庆市立各小学教师宣布无限期总罢教，要求政府按实际生活指数发薪，配给实物和大米，11日至14日，又有22所中学、大学的教职员工宣布无限期总罢教，要求增加工资，17日，又有4000余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增加公费，增加配给；3月30日，广西大学1000余名师生员工高喊着“要吃饭、要活命”的口号包围了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桂林分行，迫使银行当场支付了拖欠的工资等款项。

    在农村，随着声势浩大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征兵、征粮、征税斗争的不断深入，各种政治性的群众组织也孕育而生。如广西农村组织了贫雇农会、反“三征”小组、“解放同志会”、“革命同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