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津战役发起前夕，中共中央华北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保全北平的工商业基础和文化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出发，认真分析了傅作义的情况，认为傅作义虽然反共甚久，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但他曾是抗日将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有过联合抗日的历史，与蒋介石有根深蒂固的矛盾，在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行将覆灭时，有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的可能性。因此，华北局指示北平地下党，应利用平津战场有利的军事形势，大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傅作义的亲信亲属，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傅作义走和平解决北平的道路上。

    解放战争初期，傅作义坚决执行蒋介石的，“戡乱”、“剿共”政策，疯狂进攻解放区。但随着军事形势的不断恶化，傅作义认识到，“中国的情况变了，共产党变为中国的主力了”。国民党的失败已不可避免，不能再盲目地信赖蒋介石了，必须走自己的路。

    但同时，他对与中国共产党“罢战言和”又顾虑重重。他说，同共产党和谈会冒“三个死”的危险：“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

    11月上旬，傅作义通过中共北平地下组织致电毛泽东，表示自己过去幻想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中心来救国救民的做法，已经认识到是彻底错误了，今后决定要以毛泽东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表明要求和谈，不愿再打内战。

    11月中旬，傅作义又通过民主人士彭泽湘、符定一到石家庄，直接探寻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态度。

    傅作义当时的考虑是，中国共产党既然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就可以以华北5省2市作筹码，参加联合政府。因此，他提出划平、津、保、察、绥为“和平区”，所部改称“人民和平军”，归联合政府领导，其目的是在军事上保存实力。

    中共中央、毛泽东认为，傅作义在政治上与中共平分政权、在军事上保存实力的企图，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为了实现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歼灭的战略意图，“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因此对傅作义愿意进行和平谈判表示欢迎。

    11月26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等人，详细阐述了与傅作义进行和谈的政策和策略。指出：与傅作义谈判是以解决蒋傅两系军队、夺取天津为目的。因为不解决傅部，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稳固的。但在尚未解决蒋系之前，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以便分化傅、蒋。

    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已将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等地，并占领了南口、宛平、丰台、通县等地，直接威胁北平。傅作义深感局势危急，和平谈判已是当务之急，遂于12月14日派《平民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在北平地下党代表李炳泉的带领下出城，来到东北野战军第11纵驻地，准备到石家庄找中共中央谈判。

    1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将傅作义已派代表出城要求谈判的情况报告中央军委，并提出：“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有利。”

    中央军委复电：“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在不损害原则的范围内，“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部大批于部对于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傅作义是战犯，傅集团内某些人是华北人民十分痛恨的），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