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主任陶铸，召开省、市委扩大会议，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决定撤出沈阳。

    陶铸当时30多岁，中等身材，粗发浓眉，一口湖南腔，对人热情，平易近人。由于工作紧张劳累，加上他有肺结核病，经常吐血，显得有些苍老。自从到沈阳担任领导工作，他感到任务很重，好像在走钢丝，要特别小心谨慎，搞不好会摔下来的，不死也得重伤。

    他下定决心，只许把工作做好，决不能把工作做坏，以不辜负党对自己的信任。他在沈阳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要抓发动群众，迅速建立工人自卫武装；要准备巷战，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要打击国民党“地下军”的破坏暗杀；还要顶住苏军的种种压力。他在沈阳忙来忙去，总感到效果不大。

    他同辽宁省军区司令员邓华曾向上级请求离开沈阳，让省委和军区到外地，把全省农村工作搞起来，沈阳市内工作由市委书记孔原负责就行了，上级没有同意。现在，沈阳的工作刚有头绪，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偌大的摊子刚刚铺开，又要卷铺盖撤退。干部思想不通，组织工作复杂，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而且事情紧迫，没有准备时间。

    11月25日，沈阳苏军向中共驻沈阳机关部队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共人员24小时内撤出沈阳，否则以武力驱逐之。

    真是“相煎何太急”！

    中共人员从沈阳撤退如同小型的敦刻尔克，难免慌乱。各自抓交通工具，有的单位很晚才接到通知，甚至没有通知到。每个中共党员干部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就在这一天，东北局组织部通知：有近200名冀中来的干部，分配给辽宁省委安排工作，要省委组织部派员带车到城外马三家子接领。组织部干部肖岗和可慎兴带两辆卡车立即出发，于黄昏前赶到马三家子，把干部组成两个分队，第二天上午由肖岗带一分队乘两辆卡车，先行进城，同时由可慎兴带二分队步行到沈阳西郊的张氏屯，以缩短行程。

    待第一分队进城后立即空车返回张氏屯接二分队进城。不料第一分队卡车进入市区后，即发现满街都是我军全副武装的队伍在行进，初以为这是我军为抗议国民党而进行的武装示威游行，但接着看到骡马驮着军锅，炊事员挑着伙食担子紧跟部队行进。

    卡车赶到省委组织部，楼下的干部招待所已空无一人，只有锅碗瓢盆、大米白面狼藉满地。原来是中共军队一撤，机关已遭洗劫。卡车开到省委驻地，幸好站岗的警卫员还在那里，经询问，才知道省委机关已经分头撤退，只有几位省委领导人尚在里面举行最后的紧急会议。肖岗立即进去向省委报告。

    陶铸决定设法与城西的干部及可慎兴取得联系，同时就在省委大门口，把两卡车干部按地区和所带的组织关系一分为二，分乘两车，一车立即撤出沈阳去本溪，一车随陶铸撤向辽西。刚分配调整完毕，省委紧急会议也已结束，陶铸出来就招呼：“肖岗快走，跟我到马三家子集合”。这一车干部紧随陶铸的车出发，告别沈阳奔赴马三家子。

    当时已是26日的黄昏时分，沈阳城内枪声四起，街上行人绝迹，陶铸已是当日撤离沈阳的最后一批。他只带着从延安带来的随身之宝马搭子，乘一辆旧式的轿车，到了沈阳西部的马三家子，司机不辞而别溜回沈阳。

    当晚，这些人就住在马三家子屯群众家里。陶铸也一样，被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睡觉、吃饭、办公，都在一铺小炕上进行。晚上九点多钟，肖岗到了陶铸住所，报告拟于次日凌晨去城西张氏屯找寻可慎兴所带领的那批冀中的同志。陶铸同意并嘱咐他路上提高警惕。

    翌日凌晨，肖岗化装成当地人，头戴礼帽，身穿日本军大衣(这一打扮是市内工作时由省委统一发给的)，口袋里揣着手枪，经田间小道，边走边问，到张氏屯街上已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