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周旋。也就是说，作战思想还停留在抗日战争打熟了的游击战上，没有适时转变到运动战上。

    解放战争刚开始，晋察冀边区走过了一个曲折。晋察冀司令员聂荣臻回忆说，在军事行动方面，我们采取了若干积极步骤。首先是根据中央指示，为了表明我方的和平诚意，争取冲突限制在局部范围，晋察冀在争夺大城市方面，暂时避免与国民党军队正面冲突，迅速转向了中小城镇，解放了大批县城。我军自1945年8月到10月，两个多月来先后解放中小城镇60多座，歼灭日伪军3万多人。应该说，这时候，晋察冀的形势是不错的。当时，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张家口已经被我们解放了。这在全国的解放区中是首屈一指。但是，我们又不得不从张家口撤出来。

    这中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晋察冀边区地处华北要冲，敌人势在必夺。当时的形势是敌人占领了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兵力占绝对的优势。而晋察冀在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定签定之后，为了表明我们的和平诚意，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有利于解放区的巩固和坚持，曾按中央的精兵简政指示裁减了1/3的部队，并在精简部队的同时，精简机关，把一批地区队编为县支队，泛主力部队继续地方化。这种做法造成的后果，到解放战争爆发时就暴露出来了，临时由地方武装编成的野战军，新兵数量多，军政素质都比较弱。

    那时复员的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兵，有着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们哭着不想走，没有办法，还是走了。

    一九四七年七月晋察冀军区恢复野战军建制。图为野战军前委常委成员：司令员杨得志(中)、政委罗瑞卿(右二)、第二政委杨成武(左二)、参谋长耿飚(右一)、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左一)

    本来在华北战场上兵力就不如敌人，再加上大量的复员，部队没有办法不伤了元气。耿飚从北平军调部返回张家口不久，北平的敌人就准备以30万的兵力从东西两个方向进攻了，而晋察冀的兵力才不到6万人，就是加上地方部队，也才10万人。耿飚记得，抗战胜利时，晋察冀军区不算地方部队就有20多万人，虽然调到东北两个纵队，但算下来，也不应该差这么多。主要是一下复员了十几万人。

    但是，这并不是晋察冀自作主张的，聂荣臻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责怪任何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是完全必要的，有利于我们在政治上争取主动。至于军事行动，各大战略区包括晋察冀在内，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坚决的自卫斗争。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晋察冀一直是以游击战为主，基本上没有打过什么运动战和阵地战，无论从思想从组织从物质以及从干部的指挥能力上，都远远不能与大兵团作战相适应。如果在抗日战争转入反攻的重要关头，适时抓住良机，采取果断措施，加强主力部队建设，为反攻以至后来的解放战争创造条件，也许就不会发生解放战争初期的被动，而是主动多了。

    晋察冀军区复电中央军委，检讨了前一段仗打得不理想的主客观原因，同时汇报了拟以两个纵队向北进迫平津，尔后转向青(县)沧(县)的打算。耿飚认为，这种“打出去，争取主动”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接下来就要看我们参谋部能不能把这种战略决策化为具体的作战方案和战役计划。想到这里，耿飚再也躺不下去了，披衣起床，点上蜡烛，在木桌上摊开了军用地图。

    耿飚把目光久久地放在北平。前不久，作为军调部的共产党代表，耿飚就在那里。对于华北来说，北平是国民党统治的最大的城市，是华北国民党军的司令部行辕的所在地。进迫平津，无疑就威胁了华北敌军的心脏，因而是一着妙棋。但是，北平和天津驻有重兵，以我军目前的兵力，还不能在这个地区大量围歼敌人，更谈不上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