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步“蚕食’华北，并进而深入腹地，妄图灭亡中国。

    为了保障铁路、公路的畅通，日军费尽心机，强迫民众修筑了一道又一道封锁线。单是平汉铁路边沿，就重重叠叠修筑了三道封锁线。在太行山与冀南平原之间，日寇沿铁路挖了四道至六道护路沟，又以积土筑成与沟平行的长城。在两路之间，还加设鹿寨与木栅，并筑平行公路。在铁路沿线每隔一二里至十里就构筑一堡，派日伪军守备。各碉堡之间，每隔近百米修筑一堡，强迫民众看守。一到夜间，便张挂马灯，并分段递呼联络口号和传递签名票单。如发现联络口号或票单中断及马灯熄灭，马上就派出装甲车巡逻检查。日寇还在沿路的电线杆上张挂明灯，在路旁修筑围沟、围墙、埋设地雷等。特别是在接近抗日区地境，筑成了百多里长的封锁墙沟。在占领区内日寇推行法西斯的“治安肃正”，把铁路、公路称为“治安”路，将公路扩张为“王”字形“田”字形，强迫群众为其修路、护路，企图将抗日军民困死在“囚笼”里。

    所以，抗日战争一开始，交通斗争就十分激烈、十分残酷。对于交通斗争的严重性和艰巨性，刘伯承有着直接的体会和深刻的见解。他指出：“敌我在相持阶段的交通斗争，是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所谓交通斗争，简单说来，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力量，以求畅通我之交通，斩断敌人交通。反之，在敌人方面，也是如此。”他强调：“抓住敌之背后补给线活动，破坏辎重与交通，使敌人军火无法补给，也无法继续‘扫荡’，实属有战役意义的。……锅中加水，不如炉内抽薪。要使每个抗战军人深刻了解，坚决到敌人背后交通要线上去破击，必须反对正面挡敌等待囚笼制身的现象。”

    对交通斗争问题，当时在抗日队伍内部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看不到日寇强化交通，残暴地推行殖民统治的严重性。有的虽然看到了日寇利用交通线扫荡抗日根据地，企图灭亡中国的局面，但又看不到游击队开展破击战的巨大作用，认为破路没有多大用处。有的则在严酷的斗争面前，犯了急躁情绪，采用正面“挡仗”的办法；专和优势装备的敌人硬拚、硬碰……。为了教育部队认识交通斗争的严重性，认清破坏敌人交通的战役意义，把开展交通斗争当作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刘伯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象而深刻地论述了日本侵略军对交通的依赖性，和我们开展交通斗争的急迫性。

    首先，从军事上看，开展交通斗争，就是斩断敌人的大运兵线、小运兵线和兵站，摧毁日寇的“扫荡”基地。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军队对于交通的依赖性是极大的。日寇的现代化大军就是靠着铁路、公路源源送往各根据地。展开扫荡，屠杀抗日军民的。到1940年9月，日军已侵占中国领土面积达166万平方公里，在纵的方面，从大青山到广西就有3000公里，在横的方面，从山海关到宜昌就有1500公里。日寇要维持和巩固它的占领区，以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一刻也离不开现代化交通条件。单就华北来说，日寇除了采用挖封锁墙、封锁沟等办法，还专门组织了它的“华北交通公司”，确实费尽了心机。刘伯承坦率地指出，日寇是以战略眼光来组织它的交通和它的“华北交通公司”的。因为这是它的整个侵华政策成败的关键所在，是它的生死攸关所在。

    刘伯承说话向来一针见血：“铁路是日寇活动的生命线，是它扫荡的基地”，“铁路乃是它的大运兵线，公路乃是它的小运兵线，据点乃是它的兵站”。“没有铁路便没有公路，没有铁路、公路便没有据点”。“敌寇倘使失去‘朝发夕至’的铁路、公路，凭着它的两只泥足行军作战，运输军实，其困难将不堪想象。”

    根据刘伯承的主张，抗日军民必须彻底地对敌展开全面的交通斗争，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