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拓展了各种新的生活空间领域，或者是改变了旧有生活空间的实质内容，这给当代文学创作带来了相应的变化，即表现为对写作空间的拓展。如果举其大概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随着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女性意识的日趋自觉，当代诗歌和小说中出现了具有鲜明个人立场的女性题材创作；又由于80年代以来大量中国人留学或移民国外，随之兴起了海外新移民题材的文学创作；还因为和平时期军队生活的特殊性，军旅题材创作也有了新的发展，由传统的敌我斗争意识的艺术表现转向了对军人深层个性心理的探询。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写作空间的拓展不仅是指创作题材的开拓，同时它还意味着形成了新的审美形态，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富于创造性的因素，这实际上是在更加切近文学自身的层面上打开了新的写作向度。

    女性写作空间的开拓。尽管女性意识在本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是早已有之的内容，像丁玲、萧红、庐隐、张洁、舒婷等女作家的创作都明确表现出女性对自由与平等的向往，并且其中也含有女性视角及修辞方式的自觉，甚至在丁玲的早期作品中还反映出了与当代女性写作的个人化倾向相沟通的潜在可能，但在当代女性文学的主张者看来，90年代以前的女性写作处在一种“‘花木兰式境遇’--化妆为超越性别的‘人’”，这也就是说，其中所表现的女性自身特征是有一定限度的，多半会为无性别之分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所遮蔽。这种情形直到80年代中期才有变化，特别是90年代之后，女性写作终于形成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新向度。女性文学的主张者认为“90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便是充分的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女性写作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与经验”[1].从根本上来看，这种新向度是一种着重于表现女性自身特征、并且更加个人化的写作倾向，其中所表达的女性意识已不是与男性可以共享的公共意识，所揭示的女性问题也不再具有共名的普遍意义，反之，这种倾向所展露出来的女性视角更多地聚焦于写作者的个人世界之中，尤其是作为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之中，是以独特的个人话语来描绘女性的个体生存状态（包括相对私人性的生存体验，也包括女性的躯体感受、性欲望等感性内容）。

    这一新的写作倾向的最初成就是80年代中期的女性诗歌创作：翟永明的大型组诗宣示了女性自觉写作的开始，随后唐亚平的组诗《黑色沙漠》、伊蕾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和翟永明的另外两个组诗《静安庄》、《人生在世》陆续问世，以及陆忆敏、张真等女诗人也在此前或此后写出了大量尽管风格各异但全都意在表现女性个体生存体验的抒情诗，这些作品构成当代女性写作的第一个高峰。这些创作比较一致的特点，是几乎都把男性世界和权力世界作为一个反抗的对象，作者们都在努力确立女性自己的话语方式，以期达到对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颠覆。这些作品里出现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意象组合，比如女性 /男性，黑夜 / 白昼，月亮 /太阳，癫狂 /理性，反叛 / 占有等等，作品在尖锐的对照中突现出女性生存的感性内容，同时瓦解了社会历史的种种虚妄假象。翟永明在中所精心营造出的“黑夜”意象，后来逐渐为大多数女诗人接受，并成为女性诗歌创作的核心象征，把它表现成在消除了男性话语遮蔽后浮现出来的女性的自我世界，是一个完全边缘化和个人化的生存空间。

    女性写作在小说方面的主要作家有陈染、林白、海男和徐小斌等，她们都在90年代写出自己的代表作，如陈染的中篇小说、《与往事干杯》和长篇小说，林白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和中篇小说《回廊之椅》等。这两位女作家都着力于探询女性生存的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