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课回来，浇浇花，看看鱼，画画，写字，看看书，抱抱孩子，真是很自得的，我在一旁看着，自然更高兴，这样过了十年——其实那时候，Ｆ小姐就已经是他的助教了，他们并没有怎么样……“后来呢，就打起仗来了，学校里同事们都纷纷南下，也有带着家眷走的。那时也怪我不好，我不想走，我抛不下北平那个家，我又不愿意他们走，我舍不得那几个孩子。我对Ｋ说：‘我看这仗至多打到一两年，你是有职分的人，暂时走开也好，至于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不妨留着陪我，反正是一门老幼，日本人不会把我们怎么样。’Ｋ本来也不想带家眷，听了我的话，就匆匆的自己走了，谁知道一离开就是八年。

    “我们就关起门来，和外面不闻不问，整天只盼着Ｋ的来信，这样的过了三四年。起先还能接到Ｋ的信和钱，后来不但信稀了，连拨款也十分困难。我那媳妇倒是把持得住，仍旧是稳稳静静的服侍着我，看着孩子过日子，我手里还有些积蓄，家用也应付得开。三年前我在北平得到Ｋ的姐夫从香港打来的电报，说是我的女儿病重，叫我就去，我就匆匆的离开了北平，谁想到香港不到十天，我的女儿就去世了……”

    老太太眼圈红了，折起那块手绢来，在眼边轻轻的按了一按，我默默的将那杯茶推到她的面前。

    老太太勉强笑了笑，端起茶杯来，呷了一口就又放下。

    “谁又知道我女儿死后不过十天，日本人又占领了香港，我的女婿便赶忙着要退到重庆来，他问我要不要回北平？若是要回去呢，他就托人带我到上海。我那时方寸已乱，女儿死了，儿子许久没有确实消息，只听过往的人说他在重庆生活很苦，也常生病，如今既有了见面的可能，我就压制不住了。我对我女婿说：‘我还是跟你走吧，后方虽苦，可是能同Ｋ在一起。北平那方面，你弟妇还能干，丢下他们一两年也不妨。’这样，我又从韶关，桂林，贵阳，一路跋涉到了这里……“看见了Ｋ，我几乎哭了出来，谁晓得这几年的工夫，把我的儿子折磨得形容也憔悴了，衣履也褴褛了！他看见我，意外的欢喜，听到他姐姐死去的消息，也哭了一场。过后才问起他的孩子，对于他的太太却淡淡的不提，倒是我先说了几句。问起他这边的生活，他说和大家一样，衣食住都比从前苦得多，不过心理上倒还痛快。说到这时，他指着旁边的Ｆ小姐，说：‘您应当谢谢Ｆ小姐，这几年来，多亏得她照应我。’我这时才发觉她一直站在我们旁边。

    “Ｆ小姐也比从前瘦了，而似乎出落得更俊俏一些，她略带羞涩的和我招呼，问起她在北平的父母。我说我在北平的时候，常和他们来往，他们都老了一点，生活上还过得去……说了一会，Ｆ小姐便对Ｋ说：‘请老太太和我们一块儿用饭吧？’Ｋ点头说好，我们就一同到Ｆ小姐住处去。

    “在我找到房子以前，就住在Ｆ小姐那里，她住着两间屋子，用着一个女工，Ｋ一向是在那里用饭的，衣服也在那边洗。我在那边的时候，Ｋ自然是整天同我们在一起，到晚上才回到宿舍去。我在一旁看着，觉得他们很亲密，很投机，一块儿读书说画，Ｆ小姐对于Ｋ的照应体贴，更是无微不至。他们常常同我说起，当初他们一路出来，怎样的辛苦，危险；他们怎样的一块逃警报，有好几次几乎炸死；Ｋ病了好几场，有一次患很重的猩红热，几乎送了命。这些都是Ｋ的家信中从来不提的，他们说起这些经历的时候，都显着很兴奋，很紧张，Ｋ也总以感激温存的眼光，望着Ｆ小姐。我自然也觉得紧张，感激，而同时又起一种说不上来的不安的情绪。

    “等到我搬了出来，便有许多Ｋ的同事的太太，来访问我，吞吞吐吐的问我Ｋ的太太为何不跟我一同出来？我说本来是只到香港的，因此也没想到带着他们。这些太太们就说：

    ‘如今老太太来了就好了，否则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