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扩充反政府军的力量。他们坚信，这项quot;罪恶quot;政策的真正目的是使他们失去自己家乡地区民众的支持（因为很显然，从提格雷省每迁走一个农民，就意味着解放阵线少了一名后备军士兵）。所以，为了支持政府的移民政策，我曾在不少场合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此，我便公开地直接侵犯了tPLF的利益。何况，我还曾经以另外一些方式表明了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密切关系。

    最后，在1988年和1989年上半年，我和亚的斯亚贝巴政权的牵连转到了一个新领域。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做了一系列奇特的旅行，往返于埃塞俄比亚和它的邻国索马里之间。

    在索马里，非洲的另一个独裁者和我的关系也很好，他就是穆罕默德·西亚德·巴尔总统，当时还在掌权。这些旅行的目的，是促进两国间的一项进展缓慢的和平进程外交谈判。

    当时，我认为自己担负的是一项美好事业中的一个光荣使命，很有价值，光明正大。何况这个使命还使我感到自豪，因为我担任了两名敌手之间的quot;忠实调停人quot;，而门格斯图和巴尔这两个敌手都大权在握，十分危险。但是，这样的心理动机却使我完全忽视了我的活动对我的不利影响，那就是：我不得不和这两个残酷而工于心计的人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其后果可能会败坏和危及我自己的名誉。

    有句古老的谚语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与魔鬼共餐的人，应当准备好一把长柄汤勺。1988年和1989年，我心血来潮，充当了短时期的业余外交官，其间我曾经和两个魔鬼共餐一一但不幸的是：我当时根本就没带长柄汤勺。我是否已经摆脱自己这段有污点的经历了呢？对这个问题的诚实回答是充满回响的quot;是quot;。我当然已经摆脱了它。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我对自己当时的行动感到后悔。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一定不让谄媚和个人野心诱使我与如此卑鄙的家伙们为伍。

    然而，我现在却不得不带着自己错误的后果继续生活了。我这些错误的结果之一，就是（我曾经参与过的）埃塞俄比亚一索马里的和平进程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双方目前达成了一项协议，各自断绝向对方反政府组织提供的全部财政和军事援助。而这当然影响了tPLF的利益，因为在数年的时间当中，他们一直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设有后援办公室。这样一来，我便再一次表明了自己是提格雷人民事业的敌人，是独裁者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的朋友，而tPLF把他视为罪恶的化身。

    以上就是1990年11月我第一次去tPLF伦敦办公室时的背景。说实话，当时我的确感到有几分心惊胆战。我预计，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他们断然拒绝我去阿克苏姆的要求。不过，妄想和负罪感也使我想到会出现另一种结果，它甚至更令人焦灼：游击队也许同意把我带到阿克苏姆圣城，但等我越过苏丹边境、进入提格雷省之后，他们便会制造一次致命的quot;意外事故quot;。我的这种恐惧虽然听起来像戏剧，甚至像无稽之谈，但它对我来说却非常真实。

    追寻还是隐瞒？

    对我主动去找tPLF，他们并不算过分吃惊。不错，他们知道我是谁。不错，他们也对我居然提出想去阿克苏姆感到惊讶。不过，他们却没有反对我这个打算。

    但有个问题。我飞到喀土穆之前必须获得苏丹政府的签证。同样，穿越喀土穆与提格雷省的数百公里边界线，也需要得到苏丹政府签发的国际旅行批准书。

    遗憾的是，在1990年最后几个月，苏丹政府不给英国公民签发任何签证和许可证。当时，海湾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看来已经不可避免，而苏丹政府在冲突中站在伊拉克一方，英国则在冲突中站在美国一方，因此，这就使喀土穆的英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