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来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在这个问题上面了。

    过不一会，一个搬夫来告诉我说，开了一列特别快车，在半小时之内就要来到了。这消息使我兴奋快活起来，书也读不下去了。我应该在七点钟到达的地方，最后是九点钟才到达。我的女主人问我：“怎么了，茹比？你做什么来着？”我把我的奇妙的冒险故事告诉她的时候，我没法子感到骄傲。晚宴已经吃过了；但是我的不幸不是我的过失，我并没有预料到应得的处罚，而且我的执行者是个妇女。但是这个高级英印官员的寡妇，只对我说：“来吧，茹比，喝一杯茶吧。”

    我从来也不爱喝茶，但是我希望它也许会稍微解除我的极度饥饿，我勉强咽下一杯浓药和一两块饼干。当我最后走进客厅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群老太太，其中有一个年轻美丽的美国人，是我主人侄子的未婚妻，她仿佛在忙着进行一般婚前应有的恋爱历程。

    “让我们跳舞吧，”我的女主人说。我既没有那个心情也没有那个体力，来做这个体操。但是随和能够做出世界上最难做的事情，因此，虽然这舞会是为庆祝订婚的这一对而开的，我却必须和一些年纪相当大的老太太们跳舞，在我与饥饿之间只有茶和饼干。

    而我的痛苦还没有完结。我的女主人问我：“今晚你在哪儿住呢？”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问题。当我茫然地看着她，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她对我解释说，当地的旅馆半夜就关门了，我应该即刻就去。幸而友谊还不是完全没有的，因为我还不必独自去找旅馆，是一个仆人提着灯带着我去的。我本以为这也许会是因祸转福，我一进门就问有什么吃的没有：

    肉、鱼、蔬菜、热的冷的都行！他们说，我要喝的话，各种酒都有，就是没有吃的。这以后我希望在睡眠中可以忘掉一切，但是似乎在它的拥抱世界的怀里，也没有我的地方。这房间的沙石地是冰冷的，一张破床和一个破烂的脸盆架，是仅有的家具。

    早上这位英印官员寡妇请我去吃早饭。我发现摊满桌上的冷餐显然是昨晚的剩余。如果昨天晚上，只要有一部分温的或是冷的拿给我吃的话，决不会对任何人有所不利，同时我的跳舞也不会太像登陆的鲤鱼那样痛苦地蠕动了。

    早饭以后，我的女主人告诉我，她请我来是为让我唱那首悼诗给一位老太太听的，现在她病在床上了，因此我必须在她的寝室门外对她歌唱。她让我站在楼梯的尽头，指着一扇关着的门，说：“这间就是她住的屋子。”我就面向这个神秘的陌生人，唱出这首贝哈格调的悼诗。这位病人听歌之后有什么结果，我还没有听说过。

    我回到伦敦以后，只得在病榻上来赎我的荒唐的随和的罪愆。司各特博士的女儿们对我的良心央求，不要把这个作为英国人待客的范例。她们辩护说，这是受了吃印度盐的影响。

    我在直属学院听英国文学课的时候，洛肯·帕立特是我的班友。他大约比我小四岁。当我写回忆录的年龄，四年的差别是看不出的。但是在十七岁和十三岁之前的友谊的桥梁是很难飞架的。因为在岁数上分量不够，孩子总要装出长者的庄严。但是在小洛肯身上，这并没有在我心里竖起什么栅栏，因为我看不出他在哪一方面比我小。

    男女学生都坐在学院的图书馆里学习。这图书馆是我们碰头的地方。如果我们安静一点的话，是没有人会抗议的，但是我这位小朋友的兴头总是那样地高，极其微小的挑逗也会引起他的大笑。在一切国家里，女孩子们在用功的时候，都很容易动火。当我忆起那无数双生气的蓝眼睛，对我们抑制不住的笑声，无效地投射着责难的时候，我感到愧悔。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对于学习时被打搅的痛苦，我一点没有同情。

    上天保佑，我一辈子也没有头痛，也没有为被打搅了的校课而受过一刻的良心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