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说我在伦敦从来没有受过骗，但是平心而论，却没有什么非记住不可的事。在我心中慢慢地成长的，主要的倒是，只有可信任的人才会有信任人的信念。我是一个无名的异乡人，可以大胆地逃避付款，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伦敦的店主不信任我。

    我在英吉利的整段寄寓时期中，我参与到一出滑稽剧里面，而我必须从头到尾把它演完。我偶然认识一个高级英印官员的寡妇。她居然给我取个小名叫“茹比”①。她有一个印度朋友用英文写了一篇哀悼的诗来纪念她的丈夫。不必去细敲这诗的优点和词句的切合。我的运气不好，偏偏碰上这位作者指出这首悼诗应当用贝哈格调来唱。因此这寡妇有一天请求我用这调子唱给她听。那时我真是一个傻孩子，勉强地顺从了。不幸的是那时候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听出贝哈格调和那可笑的诗句合在一起，是多么残酷地滑稽。这个寡妇在听到印度人对她丈夫的哀悼用本国的歌调唱出来的时候，她似乎深深地感动了。我认为这件事就此了结了，但是并没①“茹比”是英文“红玉”的拼音，本是女孩的名字，作者名字的爱称应该是“拉比”。——译者有了结。

    在各种交际集会中我常常碰到这个寡妇，在宴会之后，我们走进客厅和女客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她总请我唱这首贝哈格调的悼诗。每一个想听印度音乐的奇特例子的人，也就和她一起恳求。这时从她的口袋里这首印好的倒霉的乐章就掏出来了，我的耳朵就又红又叫了起来。最后以低垂的脑袋和颤抖的声音，我就必须开始——但是我极其尖锐地意识到这屋子里，再没有人比我对于这表演更为伤心的了。唱完了，在吃吃的偷笑声中，他们一齐说：

    “多谢你！”“多有意思啊！”这时虽是冬天，我却汗流遍体。谁能在我生的时辰或是在他死的时辰，预言到这个高贵的英印官员之死，对于我是多大的打击啊！

    此后有一段时期，我住在司各特博士家里，在直属学院听课，和这个寡妇就失掉了联系。她住在伦敦郊区一个较远的地方，虽然我常得到她的邀请信，由于我对于这首悼诗的恐怖，使我不敢接受她的邀请。最后我得到她的一封敦促的电报。收到电报的时候，我正准备到学院里去，这时我在伦敦的日子快要终结了。我认为在行前应当再见她一面，就答应了她的请求。

    我没有回家，从学院一直就到车站。那天天气坏极了，冷得要命，雪雾交加。我要去的车站是这条线的终点。我心里很坦然，认为不必要去询问到达的时间。

    所有的停车站台都在右边，我舒服地坐在右边的角落座位上读着一本书。那时外面已经很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乘客一个一个都到站下车了。我们到达了又离开了终点的前一站。

    以后火车又停了，但是看不到一个人，没有灯光也没有站台。一个乘客是无法推测为什么火车在不是预定的时间和地点停住的，因此我放弃了那个企图，照旧看我的书。这时火车又开始向后移动了。铁路上的反常似乎并不是什么奇事，我一面想着一面还是读我的书。但是当我们又回到前一站的时候，我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我在车站上问：“我们什么时候到某地呢？”回答是：“你是刚从那地方来的。”我十分狼狈地问：“那么现在我们上哪儿去呢？”“到伦敦去。”这时我才明白这趟车是来回车，在我询问下一次到某地去的车的时候，他们告诉我那天晚上再没有车了。在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上面，我发现在五英里之内，也没有什么旅馆可住。

    我在十点吃罢早饭后离开家，到现在还没有吃一点东西。

    当节制是唯一的可能的时候，苦行者的念头就来得很容易。我把厚大衣的领子扣上，坐在站台的灯光下读起书来。我带来的这本是刚刚出版的斯宾塞的《论理学的资料》。我安慰自己说，我也许永远不会再得到这样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