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不只是照顾他们吃、穿、上学、上班，还要想到怎么样培养他们成为接班人。因此，我就拿这个做了题目。在写的时候，我就把陈玉珍作为第一个对象，头一个从她那儿拜访起。实际上我们第一次去拜访她，她不在服务站里，我把这个事实就省去了。

    我们拜访过的人很多。比方说，到办事处去，不但看见了田迈琴同志，还有办事处主任张景星同志。他也同我谈了很多话，也替孩子们做过许多事情。过年的时候，他还去替孩子们包饺子。到田大婶家去的时候，就更热闹啦。要都写，那真要写成一篇很长的流水帐。因为他们家是个大杂院，十四家人家住在一起，家家都替孩子们做过一些事，田大婶也都提到过。同时，田大婶还同我谈到她自己。她也是个孤儿，是她父亲的一个朋友收养了她。有个坏人要她父亲的朋友出卖她，她父亲的朋友很生气，跟那个人打了起来。这些事要都写进去，就会喧宾夺主。我到学校里去的时候，不但去看了老师，还看了校长。校长谈话的范围就更宽了，不但谈到这几个孤儿，还谈到学校里的其他孤儿，不但谈到老师对孤儿的关心，还谈到同学们对孤儿的关心，还谈到他们怎样组织以孤儿为中心的队日活动。这些材料在我的笔记上，已经写了小半本了。此外，我还从办事处拿回来人们给孤儿们写的一些信，是从全国各地寄来的。那些信，写得真叫人感动。

    写文章的时候，我就想，这么多的材料，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写得不那么拖泥带水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凡是同孤儿没有直接关系的事都把它丢掉。要是实在舍不得丢掉，就留下作为副产品，在别的文章里再写。有些即使同孤儿有关系的，也把它总起来说，不把它分开说。就是那位陈玉珍站长，她同我谈的时候，也不只是谈五个孤儿的事，还谈了她自己的事，她站里一些人的事，我就全不写了。连她们所谈的替孤儿做这做那的一些事，我也省略了很多，我着重写的是最后的那一段，就是陈玉珍从孤儿家拿了活回来之后这一段。为什么呢？因为题目是从这一段里拿出来的。陈站长不是从孤儿家拿回了许多活儿吗，她担心大家忙，做不了，所以她说：

    “我又拿回这些不算工钱的活儿来，一时做得了吗？等我一回到站，大家果然就问，这是哪家的这许多活儿呀？我一面打开包袱，一面说：‘是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大家一听，二话没说，就都忙起来，一个人洗，九个人补，很快地就给做完送去了……”我就着重在这一段。因为我的文章的题目是从陈玉珍的嘴里说出来的。

    同田迈琴同志的谈话写得最多。为什么？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孤儿不孤这件事在我们新社会不算新奇。田迈琴告诉我：

    “这个办事处底下有三十个居民委员会，经管的是这一地区居民的卫生福利事业。这些户里的老、弱、病、残，从解放后，就一直是政府照顾下来的。这一区里孤儿就有三家……”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么些事情，其实不过是一个居民委员会底下许多户里面一户的事情，那么就可以想到，全国在政府关怀之下的人是有多少了！

    关于田大婶，她有八个孩子，大的一个是解放军战士，一个是模范公安人员。要是说起她这一家人来，也是有许多可以提的；但是我着重写的是田大婶所介绍的孤儿的父亲这一家人家的过去。还有她们院子里各户人家的新旧对比，这里我只留下两件事情，就是田大婶所说的：“我常常对孩子们说，‘旧社会那种苦，你们可真是没法想。连你父母从前的苦境，你们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别的了。我们这院子里从前有个老头子，单身一人，一天早起，我们发现他爬在门口雪地里，死了，巡警阁里来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到哪里，还不是喂了狗了！这院里还有一个孩子，出门玩去，就让人拐跑了。你们说那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同情心吗？那时候这里是个人吃人的世界，自己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