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顾不了，还顾得上别人吗？你父母要是死在解放前，你们兄妹五个，现在已经不知都到哪里去了！大的学坏了，流落了，小的让人拐了，卖了，折磨死了，有谁管呢？感谢党吧，感谢毛主席吧，忘了这些，你们死去的父母也不容你。’”田大婶说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很受感动。

    所以特别把这一段写进去了。田大婶同孤儿住在一个院里，她知道有许多人来看孩子们，她说的人很多。但是我不能都写进去，都写进去又成了流水帐了，所以我就把送东西的，给孩子们做事的，都放在后面总起来写了。我只写了一个解放军同志，一个理发师，谈到一个工人的时候，我就把话掐断了。实际上田大婶还是说下去的，我就没有让她说了。我写的时候是这样写的：“还有一位工人……”底下田大婶没有说完，就说：“这时候院子里响起一阵孩子说笑的声音，田大婶望一望窗外说，‘同山在厂里，同义在幼儿园，中午只有同庆姐弟三人回来，我们到他们屋里去坐坐吧。’”因为再写下去，故事恐怕就会重复拖沓了。我把许多人替孩子们做过的一些事，都搁在写孩子们房间里的摆设时来写。我是这样写的：

    “我们拉着孩子们的手，一同走进一间朝南的屋子，大玻璃窗外透进温暖的阳光。屋里四平落地，床上被褥整洁（这是街坊们帮他们洗的），墙上挂满了相片和年画（这是许多人送给他们的），桌上堆满了书（这也是人家寄的）。中间墙上是一幅毛主席的挂像，他的深沉的眼光，仿佛时时刻刻在慈祥地注视着在这屋里劳动、学习、睡觉的几个孩子，也慈祥地注视着到这屋里来的，给孩子们包饺子、送元宵、挂花灯、送年画的一切人。（包饺子是张景星同志，送元宵是一位解放军同志，挂花灯、赠年画是两个少先队。）他的慈祥的目光也注视着这屋里新发生的令人感奋的一切。”我就把这些事都归并到这里来写了。

    我前面提到担心这样多的关怀，会使得孩子们特殊化的问题，访问了许多人之后，我感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这样写：“在我和办事处干部田迈琴，街道积极分子田淑英谈过以后，我感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等到我访问了孩子们的工厂领导人、学校和幼儿园的老师，看过了许许多多封的来信——特别是少年儿童们的来信，我彻底感到我们的在党和毛主席教导下的广大人民，是懂得怎样关怀我们的接班人的成长的。”下面是照着他们弟兄排行的次序往下写的。第一个是说看到他们的大哥哥周同山。其实我先去的是崇文区，那几个孩子的学校和幼儿园都在崇文区，后来才到周同山的那个工厂去的。我因为怕那样一说就乱了，所以先从大哥哥写起。

    底下写的是同庆，这里我着重写的是“同庆的老师、文昌宫小学五年级班主任张少华，她是从同庆的母亲死后就对她特别关怀的。”然后是写同来。同来是五个孩子中最淘气的一个，非常爱动、敏感。同来的那位老师，非常严格、细心。在教到《一个孤儿的回忆》的时候，怕同来难过，他先把同来叫到一边，告诉他新旧社会里的孤儿是如何的不同。在孩子的事情登上报以后，他又跟同来说：“上报的‘光荣’不是你的，应该归于党，归于毛主席，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你们，你应该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小同贺的老师叫李和平，是二年级级任，年纪很轻，对小同贺特别关心。还有小同贺的一年级的老师周秀文，我也写上去了。

    我写这篇文章，还得感谢《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的记者同志们，因为有的人如法华寺小学的老校工，我没有会见过；还有周同山的日记，我也没有看到，是从《晚报》的报道里抄来的。我应该感谢他们。

    底下讲到孩子们的来信，“孤儿们收到的信件，我看了有上百封，不止一次地我流下了感动的热泪。这里面最使人感动的是少年儿童们的来信。从这些信里，我看到了我们的党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