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的一天，周同山带着他弟弟妹妹们，来到我家看望我，他们就是我在十六年前曾经采访报道过的五个孤儿。他们的来到很使我高兴，也勾起我的许多回忆、思绪。

    十六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二年，北京崇文区的一个工人家庭里，五个兄妹由于父母相继病逝，成了孤儿。那时最大的才有十五岁，最小的才三岁。街道办事处即刻担起了抚养孤儿的责任，他们郑重地委托孩子同院的大婶大妈和学校里的老师，负责照顾他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一切费用全由国家供给。一九六四年一月，北京的报纸先后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来自全国的书信、包裹、汇款单……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这五个孤儿的住处；还有更多的人，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以及少先队员去到他们家里，帮助他们学习，做家务等等……当时，我得到了这个消息，便去访问了北京崇文区的街道办事处、服务站，以及这五个孩子居住、工作和学习的大院、工厂、学校和幼儿园。我见到了照顾孩子们生活和学习的人们，我也看到了每一个孩子。在服务站里服务站的站长陈玉珍笑着对我说：“那天，我开会回来就听站里的人们正在热烈地议论着收的几件棉衣活，说这几件棉衣是五个没有了父母的孩子们的，是崇文区体育馆路办事处的干部田迈琴给买的布，和孤儿们住在同院的田淑英把孩子带来，让我们给赶制的。一提起孤儿，我们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感触，旧社会里孤儿的悲惨情况，都跑到眼前来了。党和政府对他们这样关心，办事处和街道上的人们这样帮忙，我们还能不拿出一份力量吗？于是我们几个人裁的裁，缝的缝，忙了一夜。

    “自从替那几个孩子做了棉衣以后，我心里总是放不下他们。春节前几天，我就跑到他们家里去看了一看，又包了十四件该拆该补的衣服回来，我心里想，春节里要让孩子们穿得光鲜整洁，可是春节前站里的活也特别忙，我又拿回这些不算工钱的活来，一时做得了吗？

    等我回到站，告诉大家这是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大家一听，二话没有，就都忙起来，一个人洗，五个人补，很快地就给做完送去了……”街道干部街道办事处干部田迈琴，是一位高个子，长方脸，双目有光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告诉我，“崇文区一直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解放前，这里住的是拉车的、修鞋的、拣破烂的贫苦人民，生活都是朝不保夕的，五个孤儿的父亲周永寿就是其中之一。他白天拣破烂，夜里就摆摊卖破烂，生活苦得很。解放后，他加入了废品公司，有了固定的工资，生活安定下来了。五九年他又被调到一家煤厂当了送煤工，孩子的母亲参加了街道上办的纸匣厂，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

    周同山底下的四个弟妹，都是解放后生的。这对勤劳的夫妇刚刚尝到快乐家庭的甜味，不幸在六一年孩子的母亲因患胆囊炎，六二年周永寿自己也因高血压病，先后去世了。突然成了孤儿的五个孩子，就像天塌下来似的，悲痛而惊惶！他们无主地哭着喊着，感到世界上最悲惨的境遇落到他们的头上来了。

    “这时，街坊们都围上来了，劝慰这个，抚抱那个。周永寿做工的那个煤厂的韩厂长来了，送来了人民币五百元的安葬费和抚助费，他一面料理着葬事，一面委托办事处的同志经常照顾这几个孩子。

    “在办事处的会议上，我们决定除了不收房租水电费之外，还由国家给孩子们免费上学，医药费、文具也由国家供给；此外每月还给他们生活费。我还同他们同院的田淑英和其他的街坊们商议，怎样帮助孩子们安排生活。

    “十五岁的周同山那时还在中学上学，他突然负起一家的生活担子，感到手忙脚乱。他认为照顾弟妹的担子重，不如退学去工作。我就劝他：你已经读到初中二年，丢下多么可惜。你的父母当初想读书还念不成呢！今天，你的条件这样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