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说起来整整六十年了，光阴过得多快！当“五四”时期，自己还很年轻的时候，幻想六十年之后，自己一定不在了，但中国的前途，一定是想象不到地美好与光明。

    现在这个幻想的年代，已来到眼前，我这个从小多病之身，居然还健在，我们的祖国也已经从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我们在“五四”时期所梦寐以求的科学与民主，却在建国后的十几年中，被万恶的林彪和“四人帮”搞得漆黑一团！我的悲愤的心情，决不是“感慨系之”这四个字所能表达的……好在这十几年中，我们都经受了考验，增长了见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只有牢牢记住这创巨痛深的教训，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在自己的岗位上，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给科学与民主铺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话说回来吧，当时十九岁的我，一九一九年在北京确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但即使在本校我也不是一个骨干分子。那时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学生自治会的“文书”。在五四运动的前几天，我就已经请了事假住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陪着我的动了耳部手术的二弟，“五四”

    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给我们送东西，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纸旗在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要进到东交民巷来，被外国警察拦住了，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黄昏时候又有一位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在天安门聚集起浩大的游行队伍，在街上呼口号撒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她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窗外刮着强劲的春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

    我对于蚕食鲸吞我国的那些帝国主义列强早就切齿痛恨了，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我的父亲在我刚会记事的年纪，就常常愤慨地对我讲过：“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住到烟台来吗？

    因为它是我国北方的唯一港口了！如今，青岛是德国的，威海卫是英国的，大连是日本的，只有烟台是我们可以训练海军军官和兵士的地方了！”父亲在年轻时曾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提起日本帝国主义时，他尤其愤激。我记得当一九一五年，日本军国政府向正想称帝的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那时我还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我和贝满女子中学的同学们列队到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去交爱国捐，我们的领队中，就有李德全同学，那时她是四年级生，她也上台去对大家演讲。那天，社稷坛四围是人山人海，我是第一次看到那样悲壮伟大的场面），在父亲的书房里，就挂上一幅白纸，是当时印行的以岳武穆（飞）字迹摘排出来的，“五月七日之事”，就是纪念那一年的国耻的。

    “五四”这一夜，我兴奋得合不上眼，第二天就同二弟从医院回家去了。到学校一看，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大家都不上课了，都站在院子里面红耳赤地大声谈论，同时也紧张地投入了工作。我们的学生会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之一员，我也就参加了联合会的宣传股。出席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都是些高班的同学，我们只做些文字宣传，鼓动罢课罢市，或对市民演讲。为了抵制日货，我们还制造些日用品如文具之类，或绣些手绢去卖。协和女大是个教会学校，一向对于当前政治潮流，不闻不问，而这次波澜壮阔的爱国力量，终于冲进了这个校园，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了。

    同学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见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