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君临天下二十三年，以其雄才大略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在他的统治下，大唐帝国的形势蒸蒸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李世民所缔造的历史功绩都足以彪炳千秋、震烁古今！

    然而，贞观之治并不是一块无瑕的白璧。

    在这二十三年里，前期的李世民励精图治、虚怀纳谏，其政风刚健质朴、高效清明，但是到了中后期，随着天下大治的实现和帝王功业的鼎盛，李世民身上的人性弱点终于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大约从贞观十年起，贞观政治就已出现“渐不克终”的景象。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针对太宗李世民身上渐露端倪的拒谏和骄逸之风，魏徵上疏：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昔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暨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卷五）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针对李世民营缮宫室的劳民之举，马周上疏：

    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卷一九五）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由于太宗李世民“崇饰宫宇、游赏池台”，百姓的劳役日渐沉重，有一些朝臣进行了劝谏，李世民居然回答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魏徵闻言，大为不安，随即呈上了一道著名的《十渐疏》。他说：“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然后在奏疏中依次列举了太宗在十个方面日渐暴露出来的缺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李世民上面那句“谬论”而发的。他说：“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卷一九五）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李世民奢纵和拒谏的习气越发严重。有一次，时任左右仆射的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专门负责宫室营造的少府少监窦德素，就随口问了一句：“北门（玄武门）近来在营造什么？”李世民听说后，竟然暴跳如雷，立刻命人把房玄龄和高士廉叫来训话，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只要管好你们南衙（唐朝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的事情就够了，北门一点小工程，关你们什么事？”

    房玄龄和高士廉当即吓得面无人色，不住地叩头谢罪。魏徵在旁边一看，忍不住发话了：“臣不知陛下为何责备房玄龄他们，也不知道房玄龄等人何以谢罪。臣只知道，房玄龄他们是陛下的股肱耳目，于朝野上下的事情岂有不应该知道的？如果北门的工程应该兴建，他们当辅佐陛下完成；如果不应该建，就请陛下马上停工。他们向主管部门询问，理所当然，不知陛下何罪而责，更不知他们何罪而谢！”

    面对魏徵的铁齿铜牙，李世民顿时没了脾气，只好面露愧色，一言不发。

    从这件小事情，就足以见出贞观后期的李世民实在是大不如前，而贞观的政风也已是今非昔比了。

    到了东征高丽之后的贞观二十二年，由于“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有劳弊”，嫔妃徐惠也忍不住上疏规谏：

    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无数十之获；一船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