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很少再与我来往。

    我根本不是什么“清高孤介”。作为一个不善于拒绝的人，我也对别人说过很多言不由衷的话，我也请过一位文学奖的评委朋友吃过饭，我也曾画虎不成反类犬地学习过“应酬”，我也曾经很想在圈内获得“成功”，以便能获得各种相关的好处。我只是后来确定，我喜欢“舒服”多过“成功”。

    作为一个读过些中国历史的人，理智上我对“人情社会”的规矩抱有高度的“同情之理解”，但是在感情上，我却无法经常地勉强自己。我是一个羞涩的人，帮我开了专栏的吴玄，我后来在一次文学会议上见到，我居然没好意思对他表达我的感谢之意。归根结底，也许是成长的背景，让我一直固执地以为有一种“应该”，有一种“清洁”。我纠正不了这个“错觉”。

    坚持这种“应该”经常让我与身边的生活产生一点排异。比如虽然“名人荐书”现在已经是再常见不过的现象，我的几本书也都请他人进行过推荐，但我一直觉得推荐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不止一个朋友请我为其书写推荐语，我读了作品后都极力推卸了，因此得罪了好友，也只好认了。爱惜羽毛、不辜负读者对自己的信任，这一选择似乎不需要经过任何思考。

    不料前些天在网上浏览时，看到一则新书的宣传文章，介绍一本马上要出版的历史类书籍。封面上印着李承鹏等四个人推荐，其中一个赫然是我的名字。更为离奇的是，封底还有“我写的”一段推荐语。而事实上，对这本书，这个作者，甚至这个编辑，都一无所知。

    我致电这家我很熟悉的著名民营出版机构，问是怎么回事。编辑说张老师，那个推荐语是我写的，我忘了征求您同意了！

    我说那赶紧去掉我的名字吧，我不能推荐这本书。编辑很惊讶，说，推荐一本书也不是多大的事儿，张老师您就同意吧，请您推荐，不是说明您在读者心目中有很大影响吗？这是好事啊！我觉得那推荐语写得也不错啊！

    我费了好多口舌之后，编辑才相信我是认真的。她说，封面已经印出来了，如果更改，要损失很多钱。经她请求，出版机构的领导同意给我一笔丰厚的推荐费，以换取我不撤掉推荐。

    我拒不同意。编辑又找到我的一位好友做我的工作，原来编辑是辽宁人，是我好友的同学的侄女。据说好朋友的同学为这事还专门跑了趟沈阳：

    因为小编辑刚刚工作不久，如果让出版社蒙受损失，可能会失去工作。

    这位朋友以前很热心地帮过我的忙。他多次打来电话，劝我想开一点。

    现在推荐一本书，谁还当成多大的事呢？

    但最后，我还是拒绝了朋友的请求，坚持要求出版公司修改了封面。我的处理结果，既得罪了出版公司，又得罪了朋友，还可能使一位小编辑的前途受了影响。许多人听说这件事，都说我做得不对。

    我的“心理疾病”确实令我落伍了吗？

    因为现在身为清华大学历史专业的博士后，与“学术圈儿”的交往比“文学圈儿”还要多，所以我现在应该算是游离在“文学体制”的边缘，介于文学社会和普通社会之间，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纯文学”范围内，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出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之类的书。而《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的读者，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在《当代》上开有专栏：他们很少读文学期刊。“纯文学”和“普通阅读”，几乎井水不犯河水。

    作家的阅读大都固定在纯文学范围内，每一次文学圈内的会议，大家带的书，谈论的阅读，大都是最新的外国文学作品。他们的作品，也基本都在严格的“文学艺术”范围之内，致力于艺术质量。

    “文学圈”远比“学术圈”更远离普通社会。每一次学术会议，那些专家学者私下交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