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社会热点，大局走向，民心民生，一个个慷慨激昂。而每一次文学会议，朋友们聊的仍然是我最近又在哪本杂志上发了什么东西，哪篇被转载了，哪部作品又被列为“重点扶持”。这些作品，可能“圈外人”永远看不到。或者是某某作协里，谁和谁又打起来了，谁又偷偷把另一个人办公桌上的稿费单冲进厕所了。在某个笔会上，某某和某某划拳，以决定某个女作家今晚睡在哪里……和这个社会密切相关的唯一一点，是探讨如何把小说改编成电视剧。

    我读到一些对文学体制反思的声音，我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我和朋友们开过一些玩笑。不过，任何事情都不是小葱拌豆腐式地定义的。我在“文学圈”里遇到过许多温暖的人和温暖的瞬间，遇到过很多认真的编辑和几本敬业的杂志，让我想起“八十年代”整个社会精英与国家同方向前进时的干净清爽。比如《天涯》杂志多年前开的一次笔会。

    如前所述，我的《无处收留》当初被《天涯》因为太长委婉拒绝。当它在《钟山》上发表后，《天涯》副主编李少君写来一封约稿信，说韩少功看到《钟山》上的这篇文章，批评了他，说他错过了一篇好文章。

    于是我接连在《天涯》上发表了几篇东西。说实在的，《天涯》这本刊物在所有文学刊物里最适合我，因为它办得不那么“纯文学”，而是更注重思想性和杂糅性，与我的写作风格比较合拍。

    2001年，我意外地得到《天涯》的邀请，年底到海南开笔会。“笔会”两个字，在文学青年时代特别令我向往，在我的幻想中，那应该是一个小团体的神仙会一样的精神会餐。大学里读文学杂志的时代，我多少次幻想自己将来也能参加“笔会”，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到了海南才发现，这是一个很小规模的笔会，只有九个人。除了我，其他人都是鼎鼎大名：张承志、莫言、李陀、王晓明、翟永明、汪晖。还有主人韩少功和蒋子丹。所有的人我都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大都是我心目中的文学英雄，比如张承志的我就读过多次。我很奇怪，为什么韩少功要请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参加这个笔会。不管怎么样，我心中难免暗自激动。

    一见面，张承志就开起玩笑：“我像不像本·拉登？”

    那时“九一一”刚刚过去一个多月。朝他提示的方向去感觉，是有点像。体格粗壮，大鼻大脸，眉毛又粗又长，头顶毛发已经稀疏，声音重得近乎发瓮，显然雄性激素十分发达。和想象中的把编辑从家中骂跑的孤傲不同，张承志礼貌周到，出人意料地随和。

    那是我第一次到海南，感觉很新鲜。汽车沿环岛高速路行驶。山峦优美，千万株桉树见缝插针，热火朝天地竞争、拥挤、勾结、倾轧，迫不急待地生长。开会的地址是岛内的七仙岭，这是白云缭绕下的一座黛青大山，山顶七峰并立，如同七位仙人侧立。推开窗子，遍地椰树的翠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和这些“文学英雄”在一起，我感觉又兴奋，又舒服。他们都真实朴素而自然，他们身上，有着我想象的“八十年代气质”。这个会上聊的许多东西，现在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莫言对于大家在会上总是“胸怀宇宙”有他自己的看法。吃饭的时候，他端着酒杯，抿着红酒，随口编了个顺口溜：

    这是一个分裂的时代，又是一个整合的时代。

    这是一个破坏的年代，又是一个建设的年代。

    这是乡下人进城打工的年代，又是韩少功下乡隐居的年代。

    这是文学似乎能影响社会的年代，又是文学一钱不值的年代。

    文学圈里，拉帮结伙的多了，孤军奋战的少了。

    无耻吹捧的多了，严肃批评的少了。

    自高自大的多了，谦虚谨慎的少了。

    出版的作品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