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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关于调查工作》，见本卷第240页注[2]。

    [2]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福建龙岩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在关于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农村根据地、红军任务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会议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议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前委书记。

    [3]一九二九年九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红军法规等问题，会议开了三天，由于认识不一致，未获结果。

    [4]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提出了建党建军的根本原则。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书记。

    [5]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6]刘安恭（一八九九——一九二九），四川永川人。一九二九年被中共中央指派为中央特派员，到红四军指导工作。后担任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在红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前敌委员会委员。

    [7]《关于调查工作》原文第五节中有“我们的主要调查方法是‘横断法’而不是‘纵断法’”一句。这篇文章收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经作者校订删去了。

    [8]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9]立三路线，见本卷第143页注[17]。

    [10]指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同年十一月，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断言“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从而确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一九二八年四月，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11]共产国际，见本卷第142页注[15]。

    [12]《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主持编辑的。这部书共收入反映各地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材料一百七十六篇，毛泽东为其中一百零四篇写了按语，并为全书写了序言。该书在一九五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