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册外表的走样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黄册内容的严重不实。

    按理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人口的上升，明朝总的田地量应该逐渐增长。然而在黄册中的记载，却恰好相反——实际负担田赋税粮的田地愈来愈少。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黄册记载全国的土田总额为八百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在黄册上登戴的全国土田总额只剩有四百二十九万二千三百一十顷零七十五亩，一百十一年间，全国土田居然减少了一半。（《后湖志》卷二）与此相同，明代的人口数，居然也是逐渐下降的。嘉靖八年（公元年）六月，霍韬在修《大明会典》前夕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洪武初年，户一千六十五万有奇，口六千五十四万有奇。时甫脱战争，户口凋残，其寡宜也。弘治四年，则承平久矣，户口繁矣。乃户仅九百一十一万，视初年减一百五十四万矣；口仅五千三百二十八万，视初年减七百一十六万矣。”（《世宗嘉靖实录》卷一〇二）也就是说，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根据黄册户口数字的统计，人口已经达到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但到弘治四年（公元年）造册时的户口数目，人口反减至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明会典》卷九，《户口总数》）。按理，洪武年间兵革初息，弘治时则承平百年，加上贵州等边远地区都已经开始纳入户口统计，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只能说明黄册制度已经失去效用。

    朱元璋制定黄册制度的目的之一，是使富户多承担赋税，从而减轻贫困家庭的负担，所以他将普通百姓为分“三等九则”。关于上、中、下户等的划分，因各地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别。富户除了正常税赋外，还要承担协助政府收税等任务，贫户的负担则十分轻减。

    但是到了明代中期之后，实际情形完全颠倒过来。基层官员们通过造册，大量营私舞弊，他们不按照实际情况录入人口、田产信息，通过转嫁，造成了穷人多交税役，富人逃避税役的现实。有实力能钻营的富户，在黄册上都被列为了“下则”贫户，而一些贫户却被无端编在了“上则”和“中则”之中。史学家顾炎武就说：

    夫审户者，原以分别贫富当差，为贫者便。而今曹邑数十年来，豪强户尽行花诡，尽逃上则；下户穷民置数十亩之地，从实开报，反蒙并户。县官耳目不及周至，贫者并，富者除，往往皆然……卑县（万历）三十三年到任之初，犹执前定户则以拘头役，其间家无寸土，糊口不足，叫号吁天者，比册中所戴中等户则也；其所称下下户者，皆富厚之家所支分节派而来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九）朱元璋制定黄册制度，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维持户口分类制度，防止人口自由流动。到明中期之后，这两个目标都完全落空了。

    永乐二年，左都御史陈瑛说：“以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

    然而到了正统五年，明朝控制力下降后，军户逃亡者居然达一百二十万人（《正统皇帝实录》）。卫所士兵远远不及规定，有的只有一半，有的不到十之二三（《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七，《严武备》）。

    更为严重的是，普通民户也开始大量逃亡。

    宣德时期（公元1426-1435年），江南太仓县的情况是：

    忱（指周忱，时为江南巡抚）尝以太仓一城之户口考之，洪武年间见丁授田十六亩，二十四年（公元1393年）黄册原额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今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造册，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实又止有见户七百三十八户，其余又皆逃绝虚报之数。（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隆庆时期（公元1567-1572年），福建省福宁州的情况是：

    吾州之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