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三天后凶手连同他的武器被捕获，他躲在村里自己家的柴草堆里。这三天里谣传纷起，以至于凶手被抓住后，起先人们谁也不相信事情是他干的，事件的起因如此的简单让人们倍感失望。

    卡尔斯警察局位于法伊克贝依街，这条街的建筑是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富人们遗留下来的石块建筑，现在大部分都作为政府的办公楼，警察局的三层楼很长，几乎占了整条街的一面。在等警察局副局长的时候，塞尔达尔先生指着绘有图案的屋顶告诉卡，1877—1918年间，俄国统治时期，这里是一位亚美尼亚富人的住所，有近四十个房间，后来成了俄国人的医院。

    有着啤酒肚的卡瑟姆副局长来到走廊叫他们进办公室。卡立刻发现，副局长因为《共和国报》的左派倾向根本不读《共和国报》，塞尔达尔先生介绍卡的诗人身份时，副局长对此也无动于衷，但因为塞达尔经营的是卡尔斯最大的地方报纸，对塞尔达尔先生倒挺敬重。塞尔达尔先生刚介绍完卡，副局长就问卡说:“您需要保镖吗?”

    “什么?”

    “我可以派个便衣跟着您。您就不会担心了。”

    “有这个必要吗?”卡问到，语气中有种不安，像是个被医生建议用拐杖来走路的病人。

    “我们的城市是个安宁的地方。我们已经赶走了搞分裂的恐怖主义分子。但为了以防万一。”

    “如果卡尔斯是个安宁的地方，那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卡说。他心里在希望警察局副局长再确认一下这里的确是安全的，可卡瑟姆先生没有再重复这句话。

    首先他们去了城市北部最贫穷的街区，堡内街区和巴伊拉姆帕夏区。雪似乎一点都没有停下的意思。大雪中塞尔达尔先生敲着夜屋的门，这些夜屋由石块、煤砖和带褶的薄板搭成，他问开门的女人们她们的男人在不在家。如果女人们认识他，他就用一种让人放心的语气介绍他的记者朋友，说他是因为选举而从伊斯坦布尔来卡尔斯的，但来这儿不单单是为了选举，他还要写卡尔斯目前存在的问题，年轻女人们为什么要自杀。如果他们能把自己的麻烦告诉他，那对卡尔斯也是有好处的。一些人把他们当作竞选市长的候选人，显得很高兴，以为他们会带来一罐罐的瓜子油、一箱箱的香皂，或者一袋袋的饼干和面条什么的，急切而又热情地把他俩让进屋来，还嘱咐卡别怕对他们叫唤的狗。另一些人则把他们的到来当作警察们搞的一种新式突袭和搜查，战战兢兢地开了门，当得知来人不是政府派来的便默不作声了。自杀年轻女子的家人们（卡在短短的时间内了解到了六起自杀事件）则都说，他们的孩子并没表现出什么不满，他们对事件也感到十分震惊，他们非常伤心。

    在这些巴掌大的屋子里，有的地上什么都没铺，有的铺着机织地毯，冷得像冰窟窿，屋顶破旧。他们坐在歪歪斜斜的椅子上，坐在似乎一家比一家多的孩子们中间——孩子们推推搡搡地玩耍着破的塑料玩具（小车、掉了一条胳膊的玩具娃娃）、旧瓶子、空药盒和空茶叶盒，坐在时不时需要捅捅的火炉前，坐在用偷来的电采暖的电炉边，坐在没有声音但一直都开着的电视机前，听着卡尔斯说也说不完的伤痛和穷困，听着失业者和自杀年轻女子们的故事。母亲们因为儿子失业或因为儿子进了监狱而痛哭流涕；搓澡工每天在澡堂忙碌十二个小时，却仍难以让自己的八口之家填饱肚子；失业者们经常因为手头拮据犹豫还去不去茶馆。所有的这些人都抱怨着命运的不公，抱怨政府，他们向卡诉说着自己的痛苦，仿佛是在诉说家乡和国家的伤痛。所有的这些故事和愤怒都有一个共同点，尽管有从窗外射进来的白光，但这一共同点却让卡觉得进到屋里后，屋子显得十分昏暗，看不清屋里的东西。这种昏暗迫使他时不时地要把目光移向窗外飘落的雪，这种昏暗如同一层纱帐，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