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雪的沉寂的方式落在了他的脑海中，此时他的头脑已听不进这些关于贫困和不幸的故事了。

    但他至死也不会忘记那些他所听到的关于自杀的故事。使卡感到震惊的不是故事中的贫困、无助和不理解，也不是做父母的如此不通情理，经常殴打自己的女儿，不允许她们出门；不是嫉妒的丈夫对妻子的压迫，也不是她们身无分文的窘境。真正让卡感到震惊和害怕的是这些自杀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得那么突然，没有任何征兆。

    比如说，一个女孩被逼着要和一个上了年纪的茶馆老板订婚，那天傍晚和以往一样，女孩和她的父母、三个弟弟妹妹和奶奶一起吃完了晚饭，同她的弟弟妹妹们说说笑笑地收拾完餐桌后，和以往一样去厨房拿甜食，但她从厨房来到花园，翻过窗子进到了父母的卧室，用父亲的猎枪打死了自己。听到枪声后，女孩的父母以为她还在厨房，却在卧室发现她躺在血泊中，他们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自杀，也想不明白她怎么从厨房到了卧室。另外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和每天傍晚一样，和两个兄弟抢遥控器，争电视看，孩子们吵了起来，她父亲过来狠揍了她两个耳光，她回到自己屋里像喝汽水一样一口气喝下了一大瓶农药摩尔塔林，死了。另外一个是十五岁就恋爱结了婚的女子，六个月前刚生完孩子，丈夫失了业，郁郁寡欢，常常打她，她再也忍受不了，和丈夫大吵一架后，走进厨房，把门锁上了，丈夫意识到她在里面要做什么，大喊大叫着想把门砸开，那女子却用事先早就准备好的吊钩和绳子上了吊。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由生到死的这种转变以一种让卡感到迷惑的令人绝望的速度发生。钉在天花板上的钩子，之前就装好子弹的武器，从旁边屋子拿到卧室里的农药瓶子，所有这些都证明这些年轻女子早就有了自杀的念头。

    姑娘、少妇们突然开始自杀，这最初是在距离卡尔斯几百公里外的巴特曼发生的。世界上男人的自杀人数是妇女自杀人数的三四倍，而在巴特曼，妇女自杀人数是男人的三倍多，并且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数的四倍，这些现象最初引起了安卡拉国家统计局的一位年轻而又勤奋的工作人员的注意，他的一位记者朋友在《共和国报》登了一则短新闻，但在土耳其谁也没有对此表示关注。德国和法国驻土耳其的记者读了这则新闻后去巴特曼作了采访，并在他们本国进行了报导，这才引起土耳其报纸对自杀问题的关注，国内外许多记者都去了巴特曼。负责调查此类事件的官员们则认为这种关注和报导会刺激一些女子对此进行效仿。副市长在和卡的交谈中说，据统计，卡尔斯的自杀人数远远低于巴特曼,“目前”并不反对对自杀者家属进行采访，只是希望在和他们交谈时尽量少用“自杀”这个词，并且在《共和国报》上不要作夸张失实的报导。目前由心理专家、警察、检察官和负责宗教事务的官员们组成的一个专业工作组已经开始做准备，他们要从巴特曼到卡尔斯来，宗教事务部印有“人是真主的杰作，自杀是对主的亵渎”这一反对自杀的宣传标语已经挂了起来，同样标题的宣传手册也已经送至市政府准备发放了。但副市长并不确信此类措施能制止在卡尔斯刚刚开始蔓延的自杀；他担心这些“措施”可能起到反作用。他认为许多女孩子之所以下决心自杀，是因为她们对政府、父亲、男人们和宗教人士反对自杀的说教产生了反感。

    “当然，毫无疑问自杀的原因就是这些女子生活得不幸福。”副市长对卡说,“但如果生活的不幸福真是自杀的原因的话，那么土耳其一半的妇女都会自杀的。”留着刷子胡、长了一张松鼠脸的副市长说，妇女们已经对那些不停地进行说教、劝她们“别自杀!”的政府、家庭和宗教中的男人感到愤怒了，因此，在派来反对自杀的宣传工作组中应该安排一位女士。他骄傲地告诉卡，这个意见他已经向安卡拉作了书面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