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一个女子从巴特曼来卡尔斯自杀后，关于自杀像瘟疫一样会传染的说法就出现了。午后，在阿塔图尔克街区的一座花园里，在覆盖着雪的枣树下（没让卡他们进家门），那女子的舅舅抽着烟对卡讲了他侄女的事：侄女两年前嫁到了巴特曼，从早到晚都在家里忙家务，但一直没孩子，因而受到了婆婆的责难；但这些并不是充足的自杀理由，他认为这完全是因为她受到了巴特曼那些自杀女子的影响，尤其是在卡尔斯和家人在一起时，侄女看上去是那么快乐，所以，在她将返回巴特曼的那天早晨，他们发现她死在了床上，床头留了一封信，里面写她吞下了两瓶安眠药，对此他们都感到很吃惊。

    把自杀想法从巴特曼带到卡尔斯的这个女子死了一个月后，第一个进行效仿的就是她姨妈十六岁的姑娘。卡答应老泪纵横的姑娘父母，在报纸上详细报导整个事件。这次自杀的起因是姑娘的一个老师在班上说她不是处女。谣言短时间里传遍了整个卡尔斯，后来本已和姑娘口头订了婚的男方不愿意结这门婚事了，原先络绎不绝的求婚者也不再登门，姑娘的外婆开始对她唠叨“你再也嫁不出去了”。一天晚上，一家人看到电视上的结婚场面时，喝醉酒的父亲开始哭了起来，姑娘把从外婆的药盒子里偷来并积攒起来的安眠药一口吞了下去，永远地睡着了（看来自杀的方法也和自杀的想法一样，都会传染）。验尸证明自杀的姑娘是处女，姑娘的父亲不但怪罪于散布谣言的老师，也怪罪于从巴特曼来自杀的亲戚家的那个女子。他请求卡在报纸上写清楚对她的怪罪是毫无根据的，他只是想揭露这个制造谎言的老师，因此他把女儿自杀的所有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

    所有这些事件中，自杀的女子们都能找到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来自杀，这使卡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绝望。那些吞安眠药的女子悄悄自杀的时候实际上是和别人同住一屋的。读着西方文学，在伊斯坦布尔尼尚坦石街长大的卡，每次想到自杀，总是认为这需要充足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需要一个好几天都无人来敲门的房间。一想到这样自在地吞了安眠药片后喝着威士忌酒慢慢自杀，卡对那种时刻的无边无际的孤独是如此的恐惧。他甚至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自杀。

    只有一位“戴包头巾的女孩”的自尽让卡又感受到了这种孤独感。一个月零一周前，这个女孩上吊了。这是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先是因为戴包头巾而不让进教室上课，后来根据安卡拉方面的指令，她不准进校园。女孩的家境在卡所采访的家庭中算是最不贫困的。伤心的父亲从他开的小店的冰箱里拿了瓶可口可乐请卡喝，卡了解到，女孩在自尽前，曾向家人和朋友们透露过要自杀的想法。女孩可能是看到她母亲和家里其他一些成员戴包头巾才跟着戴的，但把戴包头巾作为伊斯兰政治立场的一种标志是从学院禁止这么做的领导和反抗的学生那里知道的。尽管女孩的父母给她压力，她还是拒绝摘去头巾，每次去学院总是被门口的警察挡回来。由于缺课太多，学院准备开除她。当她看到有些同学放弃了反抗，摘掉了头巾，还有些同学戴上了假发，她开始对父亲和朋友们说:“活着真没意思”,“真不想活了”。那些天里，不管是政府的宗教部门，还是伊斯兰教徒们，都在卡尔斯不断通过手册、标语宣传自杀是最大的罪过，谁也想不到这个笃信宗教的女孩会自杀。这个名叫苔丝丽梅的女孩，最后一个晚上，静静地看完连续剧《玛丽安娜》，煮好茶给父母端去，回到自己屋内，小净后做了礼拜，发了一会儿呆，做了祈祷，戴好头巾，在灯钩上悬梁自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