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主义的知识分子那样通过密切观察街上戴包头巾的妇女就能得出些个政治结论，也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另外，从童年起他就根本不注意街上那些戴包头巾、穿袍子的妇女。卡度过童年的地方是伊斯坦布尔比较西化的地区，出现在这里戴包头巾的妇女要么是从郊区来的卖葡萄的妇女，要么就是牛奶小贩的妻子，要么就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别的什么人。

    卡住的卡尔帕拉斯旅馆以前的主人都有谁，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也听说过很多说法：因罪责较轻没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而被流放到这里来的一个崇拜西方的大学教授，做水牛生意的一个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的孤儿们……不管第一个主人到底是谁，这座已有一百一十年历史的建筑与同期的建筑一样，一种叫“派契”的俄式取暖炉被置于墙内，可同时向四个房间供暖。但在共和国时期，土耳其人不会用这种俄式取暖炉，把这座楼改为旅馆的第一个土耳其主人，在进楼处放了一个巨大的铜炉，再后来，每个房间就都装了暖气片。

    卡穿着大衣躺在床上正陷入幻想的时候，有人敲门，他起身开了门。来人是每天坐在火炉前看电视度日的服务员贾维特，给卡钥匙时他忘了件事。

    “刚才我忘说了,《边境城市报》的塞尔达尔先生正等着您呢，要您快去。”

    他们一起来到大厅。卡正准备往外走的时候突然停下了：伊珂从服务台边的那个门进来了，她比卡想像的还要漂亮。卡立刻想起了大学时这个女人的美貌。他有些慌乱。是的，当然，她是如此美丽。他们像两个伊斯坦布尔的布尔乔亚，先握握手，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头向前伸出，身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拥抱，亲吻脸颊。

    “我知道你要来。”伊珂稍向后退了退，用一种让卡感到惊讶的坦诚说道:“塔耐尔打电话跟我说了。”她直盯着卡的眼睛。

    “我是为选举和自杀女子的事情而来的。”

    “你准备待多长时间?”伊珂说,“亚细亚旅馆旁有个新人生糕饼店。现在我正忙我父亲的事。一点半我们在那里见面聊聊吧。”

    这一幕不是在伊斯坦布尔——比如说是在贝尤鲁——而是在卡尔斯发生了，这使卡感到有点奇怪。他弄不清自己的慌乱有多少是因为伊珂的美貌。在雪中走了一会儿以后，卡想，还好买了这件大衣。

    去报社的路上，他的心毫无疑问地道出了他的大脑绝对不会承认的两个事实：第一，卡从法兰克福来到伊斯坦布尔一方面为参加母亲的葬礼，另一方面是单独生活了十二年后想找一个合适的土耳其姑娘结婚；第二，卡从伊斯坦布尔来到卡尔斯是因为他暗自认为这个姑娘就应该是伊珂。

    如果这第二个想法出自哪位敏感的好朋友的话，卡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冒失，但又因为别人说的是事实，他又可能终生都会在羞愧中自责。这世上有些人认为，如果没有别人为自己的幸福忙这忙那的话，就是最大的幸福，卡就是这样一个卫道者。另外，为结婚找一个自己并不太了解的人，这也根本不符合一个西化了的知识分子的性格。尽管这样，去报社的路上，他并没感到什么不安。因为和伊珂的初次相遇，比他从伊斯坦布尔来时坐在长途车上自己潜意识中想像的要好。

    《边境城市报》报社与卡住的旅馆中间隔了一条街，在法伊克贝依街，办公室和印刷室所占的地方也只不过比卡住的那个旅馆房间稍大一点。一面木板墙把房间分成了两部分，木板墙上挂着阿塔图尔克的肖像、日历、名片和请柬的样本、来过卡尔斯的大人物和知名人士同塞尔达尔先生的合影、镶在镜框里的四十年前的第一份报纸。木板墙另一边，电动印刷机开动着，踏板摇摇晃晃，传来悦耳的声音，这个印刷机是一百一十年前由莱比锡的鲍曼公司制造的，在汉堡服役了二十多年后，在土耳其第二次立宪的新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