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被卖到了伊斯坦布尔，在那里又服役了四十五年，在要被扔进垃圾堆的时候，1955年塞尔达尔先生的父亲用火车把它运到了卡尔斯。塞尔达尔先生二十二岁的大儿子，用蘸了唾液的右手手指往机子里放白纸，左手熟练地整理印好了的报纸（印刷机的收集筐在十一年前兄弟俩打闹时被弄坏了），在这期间他还能不失时机地和卡打个招呼。小儿子和他哥一样，长得不像父亲，一见他，卡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他母亲的样子，细长眼，白白的脸蛋，矮小的身材，胖胖的。他坐在一个被油泥染得乌黑的柜子前，柜子有上百个小抽屉，每个抽屉又装着大大小小的铅字母、模子和压印版，他正为三天后的报纸手工排广告，他的耐心和专注可以与那些超凡脱俗的书法家们相媲美。

    “您看到了吧，东部安纳多鲁地区新闻业是在何种条件下挣扎着。”塞尔达尔先生说。

    这时停电了。印刷机也停了下来，房间沉浸在了一片神秘的漆黑之中，卡看到了外面落雪凄美的白色。

    “印了多少份了?”塞尔达尔先生问道。他点亮了蜡烛，让卡坐到前面办公室的椅子上。

    “一百六十份了，爸爸。”

    “来电以后印够三百四十份，今天有远道而来的演员。”

    《边境城市报》在卡尔斯只有一个地方能买到：民族剧院对面，每天有二十来人来买；但正如塞尔达尔先生骄傲地说的那样，算上订购的，报纸销售量能达到三百二十份。其中二百份由政府机关订购，塞尔达尔先生时不时必须吹捧吹捧他们的政绩。剩下的八十份由那些虽然离开卡尔斯在伊斯坦布尔定居、却仍然和这里有联系的人们订购，这些人可都是些“重要而且守信用”的人物，他们的话在政府里都有一定的分量。

    电来了，卡看到塞尔达尔先生的额头上因为生气而青筋直冒。

    “您和我们分手以后，见了一些不该见的人，从他们那儿得到了一些关于这个城市的错误信息。”塞尔达尔先生说。

    “您怎么知道我去了哪里?”卡问道。

    “警察当然会跟踪您。”这位报业人士说。“我们因为工作原因，有时也通过无线电设备听警察们的通话。我们报纸新闻的百分之九十是由市政府和警察局提供的。安全部门很清楚，您向每个人都问这样的问题：卡尔斯为什么这么落后和贫困；年轻女子们为什么要自杀。”

    关于卡尔斯为什么这么落后这个问题，卡听到了很多解释：冷战时期和苏联的贸易额减少了；海关口岸也关闭了；70年代共产党游击队控制了整个城市，富人们遭到恐吓和劫持；稍有些积蓄的人或者移居到伊斯坦布尔或者去了安卡拉；安拉和政府忘记了卡尔斯；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之间没完没了的争端……

    “我决定还是把事实真相跟您说了吧。”塞尔达尔先生说。

    机智和乐观告别卡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现在立刻明白了这个问题里有不可告人的一面。在德国一直困扰自己的其实也就是这个问题，但卡总是回避问题的阴暗面。现在卡心中有着对幸福的憧憬，所以他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过去我们这里大家都是一家人。”塞尔达尔先生说，像是在道出什么秘密似的。“但近些年来，人们开始自称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泰雷凯梅人。当然，这里有不同的民族。泰雷凯梅人，也叫黑帕帕克人，和阿塞拜疆人同属一家。库尔德人，我们认为是一个部族，以前根本就不懂什么库尔德民族主义。奥斯曼帝国时期遗留在这里的本地居民，也从不骄傲地称‘我是本地人’。这里还有土库曼人、波索夫人、沙皇时代被流放到这里的德国人，什么人都有，但大家都不以自己属于什么民族为傲。这种所谓的民族自豪感是那些在埃里温和巴库的电台散布的，他们想让土耳其四分五裂。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穷，民族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