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滚了，我本来就不会再在该死的伊斯坦布尔这个窑子里呆下去了，但是，法蒂玛，我们去哪儿呢，你倒是说句话呀!我一声不吭，我在想，他还像个孩子。是的，魔鬼只能把个孩子欺骗成这样，我明白了，我和一个用三本书就可以把他引上歧途的一个孩子结了婚。那天半夜，我出了我的房间，天很热，我想喝点什么，看他屋里亮着灯，我就走了过去，悄悄地打开门一看：塞拉哈亭的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手捧着脑袋在哭，昏暗的灯往那哭泣着的脸上投射出了丑陋的光。从来都在桌上放着的头盖骨也在望着正在哭泣的大男人。我悄悄地拉上了门，去到厨房喝了杯水，想道，真像个孩子，真像。

    我慢慢地从床上起来，坐到了桌旁，看着那长颈大肚玻璃瓶。水在里面一动不动，它是怎么做到的?我似乎对此感到吃惊了，似乎这一玻璃瓶的水是那么一种让人感到吃惊的东西。有一次，我用杯子罩住了一只蜜蜂。每当我心烦的时候我就从床上起来看看它：它在杯子中转悠了两天两夜，一直到它明白没有任何出路为止，然后缩在一边一动不动地呆着，明白除了等待，除了毫无目的地等待之外已经无事可做了。这样一来我就对它感到厌烦、恶心了，我打开百叶窗，蹭着桌子把杯子移到了桌边，拿开杯子让它飞走，但这蠢货没有飞走!它就那么呆在桌子上。我叫来了雷吉普，让他把这恶心的虫子碾死。他撕了一点报纸，小心地抓住蜜蜂，从窗户扔了下去。他不忍把它杀死。他也和它们一样。

    我倒了杯水，慢慢地把水喝完了。我做些什么好呢?我站了起来，上了床，侧身枕到枕头上，回想着在这儿建这栋房子的时候，塞拉哈亭常常拉着我的手带我到处看一看：这里将会是我的诊所，这里是饭厅，这里是欧式厨房；我给孩子们每人盖一个房间，因为每个人都要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发展自己的个性，是的，法蒂玛，我想要三个孩子；正如你所看到的，每扇窗户我都没让人装上笼子，那是多么丑陋的话，女人都是鸟吗，都是牲口吗，我们大家都是自由的，你也可以扔下我离开，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在那儿安上百叶窗，法蒂玛，你也别说这说那了，那也不是封闭阳台，阳台是突出的那部分的名字，通向自由的是窗户，多美的景象啊，不是吗，法蒂玛，伊斯坦布尔应该就在老远的那片云彩的下面，好在我们在五十公里远的盖布泽下了火车，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我不相信他们那混蛋政府能够长此以往，也许房子还没盖好，那些联合主义分子就倒台了呢，我们就可以马上回伊斯坦布尔了，法蒂玛……

    后来房子盖好了，我的多昂也出生了，接着又发生了战争，但该死的联合主义分子政府还是没倒台，塞拉哈亭便对我说，法蒂玛，你去一趟伊斯坦布尔吧，塔拉特对我下了禁令，但没有禁止你，你为什么不去呢，你可以去看看你母亲，看看你父亲，可以去拜访一下徐克路先生的女儿们，你可以去买点东西，可以买点新衣服穿，至少可以穿上你在这儿日夜踩着缝纫机、熬肿了漂亮的双眼做的和织的衣服去给你母亲看看，他说，法蒂玛，你为什么不去呢?但我说，不，塞拉哈亭，我们一起去，等他们倒台之后我们一起去。但他们却老是倒不了台。后来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塞拉哈亭的报纸要晚三天到，但他已不像以前一样一看到报纸就抢着看了，对于那些关于巴勒斯坦、加利奇亚和达达尼尔战争的消息也漠不关心了，有些天晚饭后他甚至都忘了去随便翻翻报纸了，因此是我先看到了那份报纸），联合主义者们倒台了，我就把这份报纸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子一样放在了他的盘子上。当他放下百科全书，下来吃午饭时，立刻就看到了那份报纸和那条新闻，因为报纸上的字写得很大很大。他看了，什么也没说。我也没问，但我听到我头顶上的脚步声到了晚上都没有停歇，我明白了，整个一下午他的百科全书都没动一个字。晚饭时塞拉哈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