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城市中产生的，也不是依附贵族的代理人。他们感到自己秉性的尊严，力求保持这种本色。不论对问题赞成还是反对，他们在议会上的讲话都是自由、大胆和有骨气的，并且涉及问题的各个方面和各种情况。如果事情或论题关系到行政部门或主持者面前，他们照样用男子气概和正人君子的语言辩论下去；他们的答问或演说也受到同样的方式对待。

    他们不以粗俗无知的空虚神情超然物外，也不以溜须拍马的下贱态度卑躬屈膝。真理的庄重自豪感漫无止境，并且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保持着人类的正直品质。

    让我们再看看问题的另一面吧。在英国议会对其国王的致辞中，既没有象法国旧国会那种无畏精神，也没有新国民议会那种安祥沉着的庄严；更没有丝毫迹近生硬的英国风度。它们既不是外来品，也不是天然的英国产品，它们的来源要到别处去找，这就是诺曼人的征服。它们显然是一种臣属的态度，并且有力地标明一种仅仅存在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匐伏在地的距离。这种臣属观念和发言方式甚至在1688年革命时也未去掉，这可以从国会致威廉与玛丽的宣言中的这些话明显地看出来：“我们最谦恭和最忠诚地表达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顺从之意”，“顺从”完全是臣属的措辞，同自由的尊严极不相容，这是征服时期所用的语言的摹仿。

    判断任何事物都要通过比较。对 1688年的革命，尽管在当时情况下可以作高于它本身价值的赞扬，但还是应该对它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它已经衰落下去，日益扩大的理性范围以及美法两国的光辉革命已使它暗然失色。要不了一个世纪，它将和柏克先生的着作一起，“扔进储藏一切垃圾的家庭地窖”。那时，人们将很难相信，一个自称为自由的国家居然会到荷兰去请一个人来①，给他权力，以便使自己怕他，每年还给他近百万镑，让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后代象奴婢般永远顺从他。

    但是有一个真情应该让人知道：我曾有机会看到这一点，即不论表面现①指1688年11月英国国会派代表去荷兰迎接荷兰执政者威廉到英国为王。——译者

    象如何，随便哪类人轻视君主，都没有官廷大臣来得厉害。但他们深知，如果让别人看出破绽，就象他们所看到的那样，就蒙不下去了。他们的处境就象靠变戏法为生的人，他们对戏法的愚蠢是那么熟悉，自己也觉得好笑，但如果观众在这方面也变得象他们一样聪明，那戏法就拆穿了，钱也没了。就君主政体来说，一个共和主义者同一个朝臣之间的差别在于，共和主义者反对君主政体，相信它有点名堂，而朝臣则讥笑君主体制，知道它一点名堂也没有。

    由于过去我经常同柏克先生通信，当时相信他的为人比他的着作的表现显得有原则，所以去冬我特意从巴黎写信给他，告诉他那里的事情进展得多么顺当。信中除别的事情外，我还提到国民议会的可喜处境：提到他们业已采取把道德义务与政治利益相结合的立场。他们无需说自己也不相信的话骗别人相信。他们的地位无需用手段来支撑，而只能由开明的人士来维持。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助长愚昧，而是要铲除愚昧。他们不象英国阁员或反对党那样，虽然互相反对，还是联合起来保持共同的机密。国民议会必需大开光明之门。它必须向人显示人应有的品质；越使人接近于这个标准，国民议会地位就越巩固。

    在研究法国宪法时，我们看到一切事情都井然有序。原则与形式相协调，二者又和它们的发端相协调。也许有人会替坏形式辩护，说它们不过是形式而已，但这是错误的。形式来自原则，并在运用中继续发展原则。坏的形式只能根据坏的原则去推行。坏的形式也不能硬加于好的原则：任何一个政府，如果它的形式是坏的，它的原则也肯定是坏的。

    这里，我要最后结束这个论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