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意狂号。她在已经没有积雪的干净的站台上等候着我。风吹动她的春季宽边帽，挡住了她的视线。我老远就瞧见了她，而她在风中蹙起额头，慌慌张张地沿着走动的车厢找寻我。她身上有一种楚楚动人的、惹人爱怜的东西，久别重逢的亲人身上总有这种东西使我们感到惊讶的。她清瘦了，穿着朴素。我从车上跳下来之后，她想掀起面纱，可是没成功，只是隔着面纱笨拙地吻了吻我，面色象死人一样苍白。在马车上她默默无言，迎风偏着头，只是伤心而又冷淡地反复说：

    “瞧你对我干了些什么事！瞧你对我千了些什么事！”

    后来她又说了，语气仍旧很严肃：

    “你上‘贵族旅馆’去吗？我跟你去。”

    我们走进二楼一间又大又有前室的房间里，她坐到沙发上，看着侍役笨拙地把我的箱子放在房子中间的地毯上。后来侍役问我还有什么吩咐。

    “没了，”她替我答道，“去吧……”

    接着她摘下帽子。

    “你干吗老不开口，什么也不跟我说？”她抑制着颤动的嘴唇，若无其事地说。

    我跪了下来，抱住她的双腿，一边隔着裙子吻着，一边抽泣。她捧起我的头，于是我又认出和感到了她那为我熟悉的异常甜蜜的嘴唇，我俩得心幸福地收缩起来，好象都停止了跳动。我跃起身来，反锁上门，用两只冰凉的手拉上被风吹得胀鼓鼓的白窗帘。窗外，风摇撼着黑乎乎的春天的树，树上，一只白嘴鸦象醉汉似地来回晃动，惊惺地大声叫喊……

    后来，她呆呆地躺着休息时小声地对我说：“父亲有一个要求；结婚的事哪怕等半年也好。你就等等吧，反正我的生命现在只属你一个人，随你摆布了。”

    几支没有点过的蜡烛竖放在镜台上，垂挂着的白窗帘毫无光泽，纹丝不动，粉白的天花板上各种奇形怪状的泥塑装饰朝下望着。

    十八

    格奥尔基哥哥已经从哈尔科夫迁到一座小俄罗斯的城市，我们就动身到那儿去了。我们俩都将在哥哥负责的地方统计局工作。我们在巴图林诺度过了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和复活节。母亲和妹妹对她喜爱得不得了，父亲慈爱地用“你”称呼她，而且每天早晨都主动地让她吻自己的手，只有尼古拉哥哥显得拘谨和客气。她结识了我家的成员，观看了我家的房屋，了解了我家的庄园，去过我少年时代居住过的房间，她觉得这房间至今都还可爱，她还怀着内心的喜悦翻阅过我的书籍，这一切她都觉得新鲜有趣，沉浸在一种既平静又迷惘的幸福之中……后来我们便离开了。

    夜间我们抵达了奥勒尔，第二天拂晓换乘了开往哈尔科夫的火车。

    早晨阳光明媚，我们站在车厢的过道上，依着暖烘烘的车窗。

    “你看多怪，除了奥勒尔和利彼茨克，我从来没到哪儿去过！”她说，“马上就到库尔斯克了吗？在我眼中这已经是南方了。”

    “是的，在我眼中也是一样。”

    “我们要在库尔斯克吃早饭吗？你知道吧，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在车站上吃过早饭呢……”

    库尔斯克站过了以后，愈往前走就愈使人感到暖和、愉快。路基两旁的斜坡上已是青草茵茵，野花簇簇；白蝴蝶在门飞，而有了蝴蝶就表示已经是夏天了。

    “那儿的夏天是很热的！”她笑着说。

    “哥哥来信说，整个城市就是个大花园。”

    “对，小俄罗斯嘛。真是没有想到……你瞧，你瞧，杨树多么高大！全都绿了！为什么有过多的磨坊？”

    “是风车，不是磨坊。马上就可以看见白垩山了，再就到别尔戈罗德。”

    “现在我才理解你了，我恐怕永远也不能在北方生活，那里没有这样充足的阳光！”

    我放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