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也无法用严厉的口吻跟他讲话。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们之间的别扭还是从初次见面的时候开始的。

    那是在1月份的一个阴暗的日子里，雨下得很大。汉加尔特作为医院夜间值班医生接了班。晚上快到9点钟的时候，楼下的一个胖女人——身体健壮的护理员来向她诉苦：

    “大夫，那里有一个病人在胡闹。我一个人拿他没办法。这怎么行，要是不采取措施，简直就会骑到我们的头上。”

    我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走出去，看见宽大楼梯底下靠近上了锁的护士长小屋的门口，一个瘦高个儿的男子直接躺在地板上，这人脚上穿的是靴子，身上是泛出棕红色的士兵大衣，一项普通的护耳棉帽虽然有点小但还是绷在脑袋上。他把一只行李袋枕在头下，给人总的印象是他准备在这儿过夜。两腿秀丽、穿一双高跟鞋的汉加尔特（她在衣着方面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的）走到他跟前，威严地看了一眼，企图通过眼神使他感到羞愧，迫使他站起来，然而，那人虽然看见了她，却依然满不在乎，动也不动，甚至好像微微闭上了眼睛。

    “您是什么人？”她问。

    “一个人呗，”他声音不高、无所谓似地回答。

    “您有到我们这里住院的许可证吗？”

    “有！”

    “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今天。”

    从他两侧地板上的水迹来看，毫无疑问，他的军大衣全湿透了，而且靴子和行李袋也同样如此。

    “但是躺在这里不行。我们……这里不允许。何况这里也不方便…”

    “方——便，”他懒洋洋地应道。“我，在自己的祖国，还会不好意思见谁呢？”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不知所措了。她感觉到不能对他喝叱，命令他起来，况且他也不听你的。

    她回头朝前厅那边看了一下，那里白天总是挤满探望病号和候诊的人；3张长椅是供家属会见病人坐的；而夜里医院关门以后，外地来的重病号如果没地方住，就留在那里。此时，前厅里只放着两张长椅，其中的一张上已经躺着一个老太婆，另一张上被一个系花头巾的乌兹别克少妇放着一个孩子，她自己坐在旁边。

    前厅里倒是允许躺在地板上，可是那里的地板被踩得很脏。

    而要进到这里来，必须穿病号服或白大褂才行。

    激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又看了看这个粗野的病人，他那瘦削的脸上只有失去生趣的淡漠表情。

    “您在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吗？”

    “没有。”

    “您没到旅馆去试试吗？”

    “试过了，”他已经疲于回答了。

    “这儿有5家旅馆。”

    “可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他闭上了眼睛，表示谈话到此结束。

    “要是早一点就好了！”汉加尔特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有些护理员的家可以让病人过夜，收费也不贵。”

    他依然闭着眼睛躺在那里。

    “他说哪怕是一个星期也打算躺在这里！”值班的护理员气鼓鼓地诉说。‘躺着当道！说什么直到给他床位为止！瞧，你这无赖！起来，别胡闹！这地方是消过毒的！”护理员逼近他。

    “可为什么只有两张长椅？”汉加尔特感到奇怪。“本来好像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被搬到那边去了，”护理员向玻璃门外指了一下。

    对了，对了，有一张长椅，在这道门外边——被搬到器械室门外的走廊上了，好让白天来接受门诊照射的病人等候时坐。

    颓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吩咐护理员把那道走廊门打开，对病人则说：

    “起来吧，我给您安置个比较合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