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了，那么不带鲜花去不仅不可以，而且还会感到羞愧：刚才他不带鲜花怎么竟心安理得地走来着。

    可是，这该买多少呢？一束？看起来太少。两束？还是有点寒酸。3束？4束？太贵了。劳改营里的那种机灵似乎在他头脑里的某个地方卡喀一响，像计算器般地转动起来：要是还还价钱，两束花给一个半卢布，或者5束花给4卢布就能买得下来。不过，响起的这清晰的卡喀声对奥列格似乎不起作用。他掏出两个卢布，一声不响地给了卖花老妇。

    他拿起两束紫罗兰。花儿很香，但也不是他青春时期紫罗兰的那种香味。

    就这样，他拿着鲜花，边走边嗅倒还可以，而单独拿在手里，看上去一定十分可笑：一个有病的退伍士兵，帽子也不戴，背着行李袋，手拿紫罗兰。这两束花怎么也安置不好，索性塞进袖筒里得了，那样别人倒是看不见。

    薇加家的门牌号码岂不……对，就是这座房子！

    她说过，先得走进院子。他进到院子里去，之后便向左拐。

    （而心在突突地跳！）

    一条公共的水泥长廊，有顶无墙，栏杆下面的斜栅是用树枝编的。栏杆上晒晾着一些被子、褥垫、枕头，拉在柱子之间的一根根绳子上还晾着床单和内衣。

    从这一切来看，这里很不像额加住的地方。周围的一切都很不像样子。有什么办法呢，她不能为此负责。再往前，在所有这些晾晒物的后面，马上就该出现她那带号码的房门，不消说，门内就是薇加一个人的天地了。

    他从晾着的一条被单下面钻过去，找到了那扇房门。门是普普通通的门。浅褐色的油漆有的地方已经剥落。门上有一只绿色的信箱。

    奥列格从军大衣袖筒里取出了紫罗兰。用手理了理头发。他心情激动，不过这是使他高兴的一种激动。她不穿白长衫，在家庭环境里，是什么样儿呢？…。

    不，他两条腿拖着沉重的靴子从动物园走来所经过的不只是这几个街区！他走的是祖国大地的漫长道路，走了两个7年！而现在，终于复员了，来到了这扇门前，那里一个女人默默地等了他14年。

    就这样，他那中指的关节触到了门上。

    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正式敲门，门却自动地开了。（是不是她从窗子里先看见了他？）接着，从门内冲着奥列格推出一辆鲜女的摩托车，这车在狭门。门口显得特别庞大。推车的是一个大脸盘的小伙子，鼻子像被踩扁了似的。对奥列格的到来他甚至连问都不问——来干什么和来找谁，只顾往外推摩托车，似乎没有让路的习惯，于是奥列格往旁边闪了闪。

    奥列格一时愣住了，弄不明白这个小伙子跟单身独居的额加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从她家里出来？尽管经过了那么多年，但他毕竟不会完全忘记，人们一般都不是独家居住，而是合住公房！忘是不会忘记的，但也不见得完全记住了。在劳改营的营房里，自由被想像成与营房截然相反，决不会几户人家合住一套公房。是的，即使在乌什一捷列克，人们也都是独门独户，不知道什么是合住的公房。

    “请问，”他对小伙子说。然而那小伙子把摩托车从晾着的被单下面推过去之后，已经顺着梯级往下去了，车轮落在梯级上发出哈哈的碰撞声。

    而门他却任其敞开。

    奥列格犹豫不决地往里走。此时，在晦暗的过道深处看得见还有一扇、两扇、三扇门——究竟是它们之中的哪一扇呢？昏暗中出现了一个女人，她灯也不开，立刻怀着敌意问道：

    “您找谁？”

    “我找滚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科斯托格洛托夫一反常态，不好意思地说。

    “她不在！”那女人不去敲门试试看，当即怀着反感以十分自信而生硬的口气把他顶了回去。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