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二十五名考生的试卷未必到得了他手中。不过，巧的是，他恨之入骨的张汉的试卷刚好分到了他这一房，他从关节中一眼辨出后，立即毫不犹豫地用蓝色笔在卷子上涂抹一番，评为下等。

    按照规定，各房同考官对试卷是没有决定权的，他们只能将他们认为好的卷子圈出来，推荐给正、副主考官，称为“荐卷”，俗称“出房”。对于特别出色的试卷，同考官会特别推荐，称为“高荐”。那些没有得到同考官推荐的卷子则被称为“落卷”，同考官必须在这些落卷上也写上批语，说明不予推荐的理由。为了防止佳作被弃，主考官有权在落卷中搜寻好的试卷，称为“搜落卷”。不过因为试卷众多，正、副主考搜落卷只是个形式，他们一般会集中精力在同考官的荐卷上，再按比例选取考中者。比如倘若从李振邺的荐卷中选中五份，那么也必须在张我朴的荐卷选出五份来，这样一碗水端平，没有看轻哪位同考官的嫌疑，不会得罪同僚。

    这样走一遍流程下来，一本卷子上布满了各种颜色。这是因为清朝对阅卷官在试卷上的用笔颜色有很严格的规定：誊录官用朱笔，监临官及监试、提调、受卷、弥封、外帘收掌等官用紫笔，同考官与内帘收掌官用蓝笔，对读官用赭笔，正、副主考官则跟考生一样用墨笔，合起来总称“五色笔”。

    李振邺将张汉的卷子处置为落卷后，这才开始寻觅自己的关节考生。分到他房中的卷子，只找到了两本通关节的考生，自然不够。对此，李振邺早有准备，立派小亲随灵秀拿着自己写的名单和关节字条到其他同考官的房中去查对答卷，称为“摸索”。灵秀果然不负所望，按字条上的名单将二十五本关节卷子全部寻获。

    带有暗号的卷子找到后，李振邺便亲自出马，与相关同考官套交情，提出交换的条件，你中我的，我则中你的。除李振邺、张我朴外，同考官蔡元禧、项绍芳等均有各自的关节考生，接受贿赂、私许密约者加起来已经超过一千人，超过了录取名额二百零六名的四五倍。贿赂托请的人如此之多，名额却是有限，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众考官经过反复推敲、权衡利弊，最后制定了两条以士子父辈爵位高低财产丰薄为顺序的录取标准：爵高者必录，爵高而党羽少者次之，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子弟无不中；财丰者必录，财丰而名不素布者又次之。

    自古科举取士被称为“抡材大典”，原本该是朝廷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最好机会，而考场内众考官却肆无忌惮地作弊坏法，不加掩饰地瓜分中榜名额，实在是令人侧目。考场外也不平静，关于考生向考官暗通关节的流言蜚语充斥着整个京城。

    最后桂榜发榜的结果，李振邺的二十五名关节考生中取中五名，如愿以偿。而张我朴为了自己的关节考生，硬是挤掉了另一同考官郭濬的关节考生浙江嘉善贡生蒋廷彦、蒋文卓兄弟。郭濬为了有所交代，有意将李振邺、张我朴的丑行告诉了蒋廷彦。蒋氏兄弟自然怀恨在心。而众考生也发现这一榜有不少问题——不少胸无点墨的榜上有名，诗书满腹的则名落孙山。一时间，物议沸腾，群情汹汹，其中尤其以张汉和蒋廷彦兄弟意见最大。

    李振邺和张我朴等人竟然还不知道收敛，争相夸耀某某榜上有名是他出力的结果，指名道姓涉及者多达数十百人，猖狂已极，无少顾忌。张汉气愤之下，写了一篇揭文，告发李振邺贪赃枉法，投送到科道衙门（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官署的合称，都察院即为唐宋时的御史台）。

    有个杭州贡生张绣虎甚有心计，竟然想到敲李振邺和张我朴竹杠的主意。张绣虎先是找相识的吏科给事中陆贻吉（《东华录》作陆姓，据吴伟业《吾谷行》注及王应奎《柳南随笔》，贻吉姓严，为嘉靖大学士严讷裔孙），要他出面去给李振邺和张我朴带话。陆贻吉哪里会惹这种麻烦，于是张绣虎就自己拿着张